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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视角下能源效率、技术进步和空气质量 　　摘要：利用1990～2009年全球6个工业国和7个准工业国的经济与环境数据，通过因素分解方法将各国空气质量的改善分解为能源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部分，比较并评价工业国和准工业国改善空气质量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工业国多依靠提高能源效率改善空气质量，准工业国则更多地依靠治污技术的应用。 关键词：工业化；能源效率；技术进步；空气质量；因素分解法 中图分类号：F205；F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2-0109-05 1问题的提出 2011年10月以来我国多地灰霾天气造成严重大气污染，使得细颗粒物（PM2.5）迅速成为社会热词。其实，这样的空气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也普遍存在着。不论是已完成工业化的工业国，还是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准工业国，都已经或正在为工业化付出惨痛代价。为有效改善工业化带来的空气质量恶化，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改善空气质量。这些措施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措施是提高能源效率，指的是从源头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以及在生产过程中提高生产工艺和技术，减少污染物的产生。第二类措施是改进治污技术，指的是利用污染处理设备对已经产生的污染物进行处理，使之达到排放标准，减少对环境的损害。那么，由于所处工业化阶段存在差异，工业国与准工业国在治污减排的路径选择上有何不同？本文利用1990～2009年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泰国、越南、印度、俄罗斯、阿根廷和巴西等13个国家①的数据，用可吸入颗粒物（PM10.0）代表空气质量，通过因素分解方法将各国空气质量分解为能源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部分，比较并评价在6个工业国和7个准工业国中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差异性。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 2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工业化、能源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文献主要分为如下两个方面：一部分文献研究了工业化下的污染排放问题，一部分文献研究了能源效率与技术进步在改善环境质量中的作用与贡献。 第一类文献对工业化与环境的讨论起源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其含义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与中期，环境污染随收入增加而日趋严重，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随收入增加而逐渐得到改善。近年来，许多文献用各种污染物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1～3]。一些学者用工业化发展水平代替EKC中的收入，专门研究了污染排放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4]，发现工业化水平和环境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污染排放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在到达某点后又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不过，这些研究对污染排放随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降低的原因避而不谈，认为环境能够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自我调节，忽略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在提高能源效率和改进治污技术方面做出的努力。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学者也开始探讨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涂正革[5]通过方向性距离函数研究了工业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认为现阶段中国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中国工业高速增长、污染减少的核心动力。唐德才[6]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同区域应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这不仅对产业结构调整，而且对环境也是有利的。 第二类文献比较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在降低污染排放中发挥的作用，这类研究多采用因素分解法，将污染排放总量或排放强度分解为包含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在内的诸多因素，比较这些因素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贡献大小。Thomas等[7]分解了1970～1990年美国五种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发现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Zhang[8]分解了1980～1997年中国CO2排放量，发现能源消耗强度提高是CO2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Hamilton和Turton[9]分解了1982～1997年OECD国家的CO2排放量，发现能源消耗强度降低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李荔等[10]分解了1997～2007年中国各地区的SO2排放强度，发现能源强度变化对SO2排放强度变化起到了最为显著的作用。成艾华[11]分解了1998～2008年中国工业SO2排放强度，发现技术效应对工业SO2减排的贡献最大。 3空气质量的因素分解模型 根据Sun[12]的完全分解模型，用可吸入颗粒物代表空气质量，将可吸入颗粒物排放强度分解为能源效应和技术效应。具体地，在时间段[0，t]内，可吸入颗粒物排放强度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越南的排放强度是最高的，这与越南成为世界工厂的情况相符。而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平均排放强度为0.0109微克每立方米，低于泰国、越南和阿根廷等其他准工业国，却高于俄罗斯和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空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