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深刻理解中国法治国情.docVIP

李林:深刻理解中国法治国情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读大学之前，您已经工作了吗？ 李林（以下简称“李”）：上大学之前我工作过十年，工厂、部队和机关都干过。2003年《人民日报》记者对我有一个采访——“李林：不寻常的三个十年”，概括了我的主要经历。 记：您是在哪里参加高考的呢？ 李：我是在昆明市参加高考的。1980年初，我进入云南省参事室工作，单位领导不想让我参加高考，许愿分给我一套小三居，让我当车管队长，还说大学毕业以后工资才五十几块钱，而我当时已有十年工龄，拿三级工的工资，每月有六十多块钱的收入，比大学毕业生工资还多。我家里也有人反对我考（读）大学，说越读越傻，越读越穷。我回答他们说，我读书不是为了钱，而是一直就渴望读书，希望回到校园找回过去的时光。讲到钱，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小插曲：1990年我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时，我母亲开玩笑地说，养你这个儿子实在是太亏了！你在工厂三年学徒工刚要满师，就去当兵了；在部队干了八年回来，好不容易熬出来了，又要去读大学，而且一读就是10年（本科、硕士和博士），养你这个儿子一直养到三十五岁，真是不划算！就这样，复习准备了八个月，考入西南政法学院。 记：在您四年大学生活中，您感觉最深的是哪些事情？ 李：我当时可以说是“三条线作战”：一是学习任务很重，必须利用一切时间搞好学习，争取掌握更多的知识、考出更好的成绩；二是先当班长后当党支部书记，要做许多事情，如组织和开展课外活动、卫生检查评比、法律咨询、春游秋游、发展党员、做同学的思想工作等等；三是要谈恋爱，我女朋友当时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周末的时间基本上都要贡献给她，否则会“挨批评”。四年大学生活，基本上是“抓革命、促生产、服务同学”这样度过的。 记：您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其兴趣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 李：对法理学的兴趣，更多的是来自于当兵时读的哲学、政治学和逻辑学的书籍。当时，虽然大多没有读懂，但是已经产生了一定兴趣、打下了一定基础。上大学时，又对知识进行了系统化、条理化和知识化的梳理。大学四年给我最多的是校园文化的氛围，知识的系统化和专业化，以及学习和思考方法的科学化。这些知识为我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虽然在工厂、部队机关工作过十年，但一直感觉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的人生道路在何方，事业的前途在哪里。进大学以后，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毕业临近，越来越觉得自己选择上大学是对的，知道自己的未来就是要朝着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方向走下去。目标明确之后，对读书、思考甚至自己的性格塑造和综合素质培养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另一类事情是去做法律咨询工作，重庆的沙坪坝、解放碑、两路口等地我们都去过，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深对社会的了解，对法律（法学）与社会（公民）之间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记：您为什么想到要从事现在这个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呢？ 李：一个是我的兴趣爱好。一开始喜欢刑法。我们的刑法课是伍柳村和赵长青两位老师上的，感到刑法很有意思，等到课程学完后，又觉得刑法太具体务实，与自己的兴趣偏好有距离。总体而言，我对理论思考的爱好大于对实务的关注。1984年考研究生之前，我来北京求教和咨询，第一次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吴大英老师。他非常谦虚和蔼，言简意赅地告诉我应该看哪些书，应该怎样学习，注意什么学习方法等等。吴大英老师的鼓励、鞭策和指引，在我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贵人相助”。关键时候的“贵人”指点非常重要：上大学之前报志愿，亲戚的指点使我鬼使神差地进入了西政，实现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轨”；准备考研之前，吴大英老师的点拨和指引，使我进入到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走上了法理学专业的研究道路。 “要真正了解和把握一种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不仅仅要关注法律条文本身，还要对其历史、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记：您对所从事的专业，有什么基本的学术观点呢？ 李：我关注和研究的范围相对宽泛，大致包括这么几个板块：一是法理学，二是立法（包括比较法学和比较立法），三是人权理论，四是民主宪政，五是法治——依法治国。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法理学研究室的传统是：其他研究室不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基本上都是法理室来承担。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法理室的专业分工类似于“万金油”。 这种专业特点是利弊兼有：不好的方面是每个人的研究主攻方向容易受到干扰，常常要接受各种“任务”；好的方面是法理室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可以得到扩展，所以，法理室出来的所领导是最多的，包括夏勇、信春鹰、张志铭、吴玉章，老一辈的有吴大英、刘瀚、李步云等。法学知识面宽的好处是，不管你面对的是法学理论问题还是法治现实问题，也不管面对的是今天的应用对策问题还是未来的预测分析问题，基本上都可以从容应对。 记：以您自己的专业为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