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保存 往事情谊最难忘.docVIP

董保存 往事情谊最难忘 　　25年风雨兼程，《中华儿女》至今得以继续发展，是因为还有认认真真把这项工作当成事业的人在支撑。对于一本杂志而言，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出作品、出人才。从这两方面讲，我认为这本杂志应该更加绚丽多彩，提升思想性、厚重感、文学性。 ——董保存 “我和《中华儿女》之间渊源很深，故事很多。你的工作忙不忙，要不就今天见面吧。如果下午五点半前，就来我位于平安里附近的办公室；要是晚上的话，我们就到牡丹园。”国庆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记者拨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出版社名编辑、副总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董保存的电话，希望就《中华儿女》杂志创刊25周年对他进行采访。董保存欣然同意。乘着落日的余晖，记者下班后前往位于北三环中路的一处宾馆，在安静怡然的环境中开始叙谈。 董保存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图书20余部。其中，《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0年出版四卷本文集《授衔怀仁堂》、《走上天安门》、《风起钓鱼台》、《重返井冈山》。温文儒雅、清峰秀水的他，处事沉稳、待人真诚，重实务轻虚名，以坚韧执著精神，用或疾或舒、或炽或淡的春秋之笔，多年来为《中华儿女》撰写文章，栩栩刻画出才华横溢者的传奇人生，宛如春风般濡染而多彩生辉。 与本刊结缘 写将帅人生 文字将人物与历史记录到积年故纸里，珍藏于岁月光影中，镌刻在记忆深处。1988年7月，作为全国青联机关刊的《中华儿女》创刊号正式出版，此后陆续报道一批在海内外有影响的杰出人士，特别是以反映老一辈革命领袖与开国将领风采的文章最为引人瞩目。在初期的作者队伍中，有一位非常热心与活跃的人物，他就是董保存。当时董保存并不是初出茅庐的写作新手，而是具备一定积累、出过几部著作的青年作家。1990年底，时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主任的他，应邀为《中华儿女》撰写《谭震林的婚恋传奇》一文，刊于1991年第2期；随后，他与聂荣臻元帅秘书陈克勤合写的《共和国最后的元帅聂荣臻》发表于1992年第4期，从而与本刊结缘。 采访前记者查阅资料，整理出一份“董保存《中华儿女》历年发稿一览表”，见面时请他过目。董保存接过后认真阅览，稍作思索即饱含深情地讲起与《中华儿女》携手并肩的初识岁月：“那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领域都呈现出蓬勃向上的风貌，人们迎着八面来风，思想非常活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华儿女》声名鹊起。创刊不久，首任主编王维玲找到我让写一些稿子，后来我又结识杨筱怀及杂志社其他同仁，逐渐与杂志建立起相当密切的联系。当时杂志社规模不大，采编人员加起来不过数人。尽管如此，大家对刊物质量却要求很高，经常不舍昼夜地加班工作。那时我住在黄寺，杨筱怀带着编辑部的同志多次到我家去，共同策划选题、修改稿件，赶上饭点就随便在我那里吃点东西，然后继续干活，那种拼搏向上的奋斗精神令我深受感动。期间，我可说是不带私心全力协助办刊。” 宽敞明亮、祥和通透的大厅内，几处水晶吊盏浅橘色的灯光温婉铺洒，为交谈营造出融融暖意。董保存神情舒展，真诚专注地谈起最初的创作经历：“走上这样一条充满挑战和魅力的传记文学之路，对我而言实属偶然。刚开始学习写作时，我对小说很着迷，后来发现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富有想象力的人也虚构不出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接触到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开国将帅。交往过程中，我感到他们确是一代精英，其经历、故事、语言、个性令人赞叹不绝。我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一上市就发行十几万册，受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的关注和肯定。” 缤纷往事，历历如昨。董保存为《中华儿女》撰写过数十篇文章，其中记述刘伯承、黄克诚、萧克、洪学智、张经武等将帅人生的一批稿件，引起广泛关注。忆及采写经过，董保存兴致盎然，描述生动：“在一般民众印象中，1949年后解放军中第一位蒙冤的元帅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但实际上最先遭到批判的是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的刘伯承。我四处奔波查阅档案资料，采访了十多位当事人，把事件前后经过了解清楚，写下《刘伯承1958年磨难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见到黄克诚大将时，他已双目失明，但思路清晰、表述准确，我根据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写出《敢唱反调的大将黄克诚》。到《中华儿女》用稿时，我又专程去找黄老的夫人补充采访，文章于1994年第2期发表后经诸多媒体转载，并被收入中小学学生辅导教材。开国中将张经武，曾任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他在文革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进行抗争。我为这种气节而感怀，遂在《中华儿女》1995年第7期写了《张经武将军玉碎三里屯》一文。” 作为首批主要作者之一，有时临到出刊换封面，董保存就尽己所能连夜补稿。他回顾起相关细节：“1996年早春，我联系采访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洪学智上将。因为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