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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二战后澳大利亚女性生活写作 　　内容摘要：二战后，澳大利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女性文学也随之快速发展，生活写作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的主流趋势。女性作家从女性特有的角度选择女性关注的题材，通过文字重塑过去，探索自我。 关键词：生活写作 背景 题材 叙事 文学研究将文学作品划分为不同的体裁，然而体裁与体裁之间并非一定泾渭分明，体裁交叉融合和发展变化的现象一直都存在，“生活写作”（Life Writing）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适应这一现象。生活写作是作者对于过去生活经历和经验的回顾，但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它是指那些突破了自传、他传、虚构的小说、甚至是散文之间的界限的写作。它不是通过事实、记忆和文献来建构文本，而是通过不同传统文学体裁中的“我”的差别和联系来进行建构，通过“他/她”来投射自我，来发现自我，来重塑自我。[1] 一.时代背景 文学体裁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社会文化需求，新的文学体裁的产生往往根源于新的社会历史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发展。澳大利亚针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取消了“白澳政策”，以更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文化和种族；同时进行了全国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以摆脱殖民经济的后遗症，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政治经济领域的进步为精神文化领域的进步打下了基础，文学创作不仅有了更为优渥的物质支持，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尝试也得到了更广泛的理解包容。同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一次的运动不再仅仅是要求选举权、财产权等法律上的平等，而是扩展到了性、家庭、工作、生育等方方面面。这一运动很快蔓延到了澳大利亚，先进的女性不再满足于扮演家庭主妇和妻子的角色，她们追求独立自主，追求与男人平等甚至想要超越男人。妇女解放运动进一步为女性生活写作铺平了道路。首先，它扭转了对于女性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误解，不再只从男性的角度以传统的外在的视角来看待女性，而是从女性的角度以新的内在的视角来看待女性，这种视角的转换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写作题材和角色形象；其次，女权主义运动还为女性文学培养了众多的读者，女性不再满足于传统文学中塑造出来的男性所喜爱的那些“天使”或“魔鬼”的女性形象，她们希望看到更真实、更丰富的自己，而这样的在”自己”只有同样身为女性的女性作家才能够完全明白并表现；再次，女权主义运动改变了女性不会思想，不会写作的陈腐观点，大量研究女性文学的课程、杂志、书籍涌现出来，文学和文学评论不再理所当然地属于男性。吉尔伯特（Gilbert）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澳大利亚女性写作的分界线，是女性写作的“公元前和公元后”。[2]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女性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女性文学不再屈居于边缘地位，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这些女性作家不再因循守旧甚至模仿男性作家的笔触，她们秉着我以我笔书我心的精神，大胆地尝试新的题材和写作方式，渴望通过写作来反映自我、认识自我和解放自我，而生活写作这一开放式的文体正好迎合了这种需求，从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的青睐。 二.写作题材 正如斯彭德（Spender）所说：“一旦女性写作形式开始出现，她们毫无疑问地就会对很多女性关注的问题产生兴趣，并对这个男性主宰的世界产生不同的看法，女性创造了她们自己的文学。女性文学以女性作为起点，通过女性的视角（无论是作为个人或是她们性别的一份子），来仲裁这个世界。[3]女性特有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体验决定了女性作家选择的写作题材往往与生活写作的宗旨不谋而合。 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澳大利亚一直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国度，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男主外，女主内”，这种社会分工和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规定，以及两性本身的生理差异造就了两性之间的心理差异，这种心理差异必然在写作中得以反映和投射。男性作家往往更为关注公众生活部分，如社会变迁、战争、犯罪、人性等方面，而女性往往更关注私人生活部分，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自身的经历，周围的人和事，细微的情感体验以及女性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她们加大了对女性的描写力度，往往以女性为中心来建构文本，并将自我投射在这个“她”上。对于这个“她”的建构，也与传统父权文化下的女性建构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父权文化往往只关注女性的外在轮廓，这种强调外在轮廓的父权文化既不关心也没法理解生活于这样一具躯体之内意味着什么。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澳大利亚女性作家一直在寻找着一种新的方式来建构一个对身体和性别的非父权化的表达。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女权主义艺术一直致力于“将女性从被动的表现物转变成说话的主体”，给予女性权利去谈论一些禁忌话题如月经、性爱、同性恋等，并以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