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和其增权意义.doc

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和其增权意义 　　[摘要]贵州郎德苗寨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典范，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运行模式和分配制度，被称为“郎德模式”。在国内外学者积极倡导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赋予社区权力的呼声中，郎德人2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这种理念并取得丰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这为研究旅游地社区增权模式和路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文章在文献研究和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介绍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组织演进与制度建构过程，认为郎德苗寨社区组织演进与制度构建使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郎德苗寨社区增权实践表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为社区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社区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社区增权的助推器，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 [关键词]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增权意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问题的提出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多样化的旅游消费需求趋势，许多少数民族村寨以其活态的民族文化及淳朴洁净的乡野田园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纷纷掀起旅游开发热潮；并以此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解决“三农”等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近年来笔者对贵阳市花溪镇山布依村寨、黔东南黎平县肇兴侗寨、黔东南雷山县西江苗寨、贵州平坝县天龙屯堡古镇等地长期跟踪调研与深入研究，发现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表现为：村寨内村民参与旅游发展层次与旅游利益分配不平衡，社区获益面不大；部分村寨社区居民非但不能获益，还要承受旅游发展所导致的物资与服务短缺、物价上涨等负经济外部性效应；一些村寨因政府、外来资本的强势介入，导致社区居民被边缘化，无法介入旅游管理和决策层面。已有相关文献及媒体报道显示，上述现象绝非个案，云南、广西、四川等地也存在此类问题。如此下去，社区居民将失去资源保护和进一步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直接威胁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民族村镇旅游地如何突破上述困境，探寻适合的模式与路径以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亟待解决和研究的问题。 贵州黔东南雷山县郎德苗寨自1987年旅游开发启动以来，一直将“所有人为村寨的建设和保护出过力，应该家家受益”的核心原则延续至今，村民始终为社区旅游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旅游开发管理与决策、旅游经营与接待以及社区文化资源、环境保护的主体。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分配制度，被称为郎德模式，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典范。在国内外学者积极倡导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赋予社区权力的呼声中，郎德人2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这种理念并取得丰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这为我们研究旅游地社区增权模式和路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在中国目前社区旅游发展中，像郎德这样的少数民族贫困村寨，如何依靠社区力量实现增权？增权的模式和路径是什么？有何典型性和借鉴价值？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将通过对郎德苗寨社区组织的演变和制度构建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诠释社区增权的路径及社区增权模式的参照意义。 1 文献回顾 “增权”一词译自“empowerment”，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其基本价值在于协助弱势群体及其成员，透过行动、社会政策和计划，去营造一个正义的社会，为民众提供平等的接近资源的能力和机会。有关增权理论的研究根植于西方国家社会工作传统，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维护观点、市民权利和妇女运动以及草根组织运动的孕育而形成的一种实务工作取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该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都较为活跃。随着学科交叉性日益增强，增权理论扩展运用至旅游研究领域。阿克马（Akamal）最早提出社区旅游增权的必要性，斯彻文思（Scheyvens）构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4个维度在内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索菲尔德（Sofield）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增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2008年以来，国内学者保继刚、孙九霞、左冰等率先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中国，在对增权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吸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旅游增权的基本路径，并以云南香格里拉藏族社区、西双版纳傣族园社区为例，探索将旅游增权理论应用于中国旅游实践的框架、途径和模式。受此影响，陈志永等分别以贵州郎德苗寨、西江苗寨为例，对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的感知状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郭文在对云南香格里拉雨崩藏族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云南傣族园和雨崩社区旅游发展背景下社区增权的效能展开横向比较分析。黄娅通过探讨社区层面上个人、组织和社区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对少数民族传统民艺开发中的社区增权进行了实践架构探讨。上述成果为旅游增权研究的后续展开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