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巾帼英雄光环下悲剧阴影.docVIP

《木兰诗》:巾帼英雄光环下悲剧阴影 　　摘 要： 千百年来，以花木兰为代表的一类巾帼英雄历来被人们奉为古代女性的经典形象。在对《木兰诗》的传统解读中，花木兰始终被定义为忠孝两全、深明大义的女中豪杰。本文将根据这首诗歌的具体内容，以魏晋南北朝社会为阐释背景，并结合当时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状况，对主人公进行全新的剖析与解读。文章挖掘了隐藏在诗歌背后的残酷社会现实，对封建纲常伦理对古代女性的压迫和束缚加以探讨，并举例论证了花木兰英雄形象背后的悲剧性所在，由此得出《木兰诗》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赞歌，花木兰也不是简单抽象的巾帼英雄，而是男尊女卑社会下的政治牺牲品的结论。 关键词： 《木兰诗》 形象塑造 封建纲常伦理 悲剧性 作为一类典型的历史人物，花木兰为传统古代女性展现了独具特色、富有魅力的一面。不仅各个地区的老百姓曾为她建立祠庙、创作壁画，封建上层统治者也对花木兰大加褒奖，并在唐初追封她为“孝烈将军”。千百年来，花木兰的巾帼英雄形象更是为各朝文人所称道，赞美之词层出不穷。唐韦元甫曾作《木兰歌》赞花木兰：“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明胡奎《斗南老人集》卷二《木兰辞》[1]对她有如“木兰忠孝有如此，世上男儿安得知”的高度评价。清同治十年《黄陂县志》卷七《木兰志》亦记载：“以女子代父从征，立功异域，上赏不受，复归故里。烈性奇勋，流传千古，谓之忠可也，谓之孝可也。”近代史中，花木兰的英雄形象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意义。晚清时期，花木兰的勇武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女学生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推动了“男女平等”思潮的大发展。近几年来，歌颂花木兰的各类影视作品也纷纷搬上银幕，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花木兰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畏艰难、勇于奉献的女性意识更显弥足珍贵。 《木兰诗》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首北朝民歌，它选自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又经后人加以润色修饰而广为流传，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南朝的《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那个时候，儒家妇女观已经有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经典《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九嫔/女史》就有“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说法。东汉史学家班昭《女诫》中也有这样一段话：“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乏无者也。”[2]北魏时期，统治者曾大力推崇先贤、设立太学，并置五经博士，要求妇女们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当时的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经学氛围之中。 由此可见，妇德是中国封建纲常伦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正是由于《木兰诗》塑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忠孝两全、深明大义的花木兰形象与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种种道德要求相契合，她才更容易为大众接纳，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换句话说，这样的女丈夫形象其实是建立在遵守传统妇德的基础之上的。花木兰为何要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历尽艰辛立下战功之后，她为何又拒赏回乡？在这种孝顺体贴、不慕容华的美德背后，又是否暗藏着难言之隐呢？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诗歌的内容及其描述对象的角度出发，对传统观点进行新的批判和解读，再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加以审定。花木兰代父从军、拒赏回乡的举动很可能并非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一种在封建纲常伦理对女性的束缚之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从诗歌的整体来看，它涵盖了可汗点兵、代父从军、战前准备、艰苦行军、纵横沙场和解甲归乡等部分，叙述背景也在家庭——战场——朝廷——家庭之间转换，将木兰“不用尚书郎，策马还故乡”作为最后的结局。李俊在《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一文中对此诗做出如下解读：“……这是汉文化对《木兰诗》文本系统包括语言、结构、形象、意旨的重构；是男权社会主导的文化权力施展魔刀、按照自身的文化、需求和规范，对一切文化的创造物进行删削和改造的问题。……《木兰诗》就是按照儒家的伦理规范对理想女性的要求来塑造木兰的，木兰完全符合四德的规范。”[3]《木兰诗》虽是以花木兰自身为叙述主体，但真正想传达的思想主线却是男性，“木兰的身份、地位和情感思维趋向的形成不是自然的，而是男权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是男性欲望外化的符号。”[4]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木兰诗》的传统理解方式。 作品一开头就描述了木兰对窗纺织的场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表达了木兰内心的焦虑之情。有不少学者曾针对这其中的“思”和“忆”提出过很多不同的看法。在传统解读中，木兰思忆的是在“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之际家中“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