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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境社会变迁和跨境民族国家认同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国家的边疆稳定与区域安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地缘政治、历史认识、族群社会文化研究。文章试图把国家政治框架与地方社会生活衔接，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中越边界的形成与演变，阐释中越边民跨境交易产生的影响，从生活脉络中探讨国家边界的意义与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关键词】中越边境 跨境民族 国家认同 跨境交易 边界：跨境民族的生存空间 国家、民族、边界一直是现代人类社会关注的热点。现代民族国家边界是国家政治中心的主权与国家关系的体现，所以边疆研究多是反映国家权力中心的意志。近年来，在全球化跨国流动的大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疆稳定与区域安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民族国家的体制与国家边界的观念被动摇，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地缘政治、历史认识、族群社会文化研究迫切需要重新审视。 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与国家边界，社会学家韦伯的定义颇具权威性。韦伯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态，“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①，并明确指出现代国家的特征之一是以特定领土为疆域。换句话说，国家边界是现代国家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此后关于边界的论述，基本上以韦伯的国家理论为基础。而国家边界的有无，也成了国家形态上区分传统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指标。正如吉登斯指出，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家边界②。传统国家由于行政控制能力有限，其行政范围没有延伸到在空间上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某些城市，也并没有延生到地方社会的实践中。传统国家的疆域是模糊的，并没有明确的界线。相反，吉登斯称现代民族国家为权力集装器，民族国家的行政控制能力加强，甚至能左右个人的日常活动。国家边界形成理论中，模糊不清的边陲转变为清晰准确的国家边界线已成为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体上都为文化族群的共同体，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重构并不是以传统的族群文化边界为国家领土边界，而是用界线将地球表面人为地、暴力地划分成不同区域，其结果就是造成了跨境民族的产生。边界两侧的人们虽然无法共享现实的相同的国民身份，但他们共享历史和文化。由于彼此相互覆盖的生活半径被人为地划分在不同国家的领土上，探亲访友、跨境交易等社会经济互动行为成了边境民族社会生活行为的常态表达，构成了边境民族最为重要的生活面相。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单纯地将边界视为一种非此即彼的机械的政治分界线，而应是多层次的、多元文化内容在自然空间的叠加。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大背景下，从政治角度看，国家边界是封闭的、不可逾越的，而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国家边界又是开放的、相互渗透的。现如今的边界不仅仅是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体现，而且是族群文化、国家认同感的反映。③边界已经超越国家领土的政治界线，在跨境族群文化、社会空间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意义。本文的中越边境既具有明确清楚的领土分界线，同时又具有跨境性的社会互动的多层次空间。而跨境民族则是了解复杂的边境社会、深入探讨国家与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关键。然而，目前研究中多将跨境民族作为在国家政治框架内建构的一种新的社会群体，着重于国家政治空间的建构对族群文化的重塑整合作用的研究，而跨境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国家边界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变化、跨境性的社会互动对国家政治空间产生的影响在学术探讨中并不多见。如边民跨境交易等社会经济互动行为，不管出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④，边境民族行动的自主性以及可能带来的重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笔者试图把国家政治框架与地方社会生活衔接，结合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分析中越边界的形成与演变，并对中越边民跨境交易产生的影响进行阐释，从生活脉络中探讨国家边界的意义与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解读中越边民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跨境互动行为，这不仅在现实中有助于民族国家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兴边惠民，构造有序的边境社会秩序，对边疆稳定、区域经济构建和民族融合有所裨益，而且在学术上对深入调查研究边境区域和跨境民族具有积极意义。 跨境交易：中越边民的社会常态表达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属于中华文明圈的国家。纵观越南约两千年的历史，前一千年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下，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越南被称为交趾，是中国中央王朝统治下的郡县，因此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国与国的边界线概念。之后尽管越南摆脱中国的统治，建立自主封建王朝，但仍向中国纳贡，双方形成了一种新的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此时的疆界划分并不清晰，仅仅是依照以前郡县的界线而形成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边界管理比较松散，而且双方彼此势力互有消长，疆界更多是处于一种有伸有缩、模糊不清的状态。 至19世纪末，中越边界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