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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开创之作 　　摘 要：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逐步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但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部自己的专史。2010年8月，白云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的出版，弥补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尚无专史的缺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基本框架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具有丰富的遗产，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著名学者瞿林东先生的倡导下，开始有部分学者关注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历来人们对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和重视很不够，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部自己的专史。直至2009年12月，瞿林东先生还撰文强调：中国史学上的史学批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前景甚为广阔，其意义十分重要”（瞿林东《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呼吁学者们更多地重视和研究中国史学上的史学批评。2010年8月，白云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论纲》）的出版，无疑弥补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尚无专史的缺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全面梳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演变 《论纲》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脉络，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分为萌芽、确立、渐趋成熟、繁荣四个时期。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产生甚早，早在先秦时期，史学批评意识就开始滋生了。孔子在史学功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和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我国古代早期的史学批评观点；孟子于“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中，意蕴了其史学批评的基本认识；《荀子》大量引用历代史实或史书中的言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流露出了一些史学批评方面的意识；《左传》不仅对孔子修订的《春秋》一书发表了独到的评论，而且叙事与论史相结合，或以“君子曰”等直接发论，或借用前人或伪托前人发论，或借当事人或有影响的人物的话发论，在史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 两汉时期，伴随纪传体的创立和规范，编年体的发展和成熟，史学地位大为提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进入了有自觉意识的阶段。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系统总结了先秦学术思想，奠定了后世学术评论和分类的基础，体现了其总结先秦学术的一种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及其以“太史公曰”形式展开的广泛而系统的评论，更见史学批评的强烈自觉意识，在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刘向、刘歆父子通过校书而成《别录》、《七略》，对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学术思想流派和文化典籍源流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功用；班彪的《前史略论》“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对以前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论，并着重评论了《史记》，是一篇重要的史学批评文献。班固继承了父亲的思想，在《汉书》中立《司马迁传》而进行的集中评论和以“赞曰”作引词的品评，严整缜密、典雅高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多途发展的繁荣局势，提供了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源，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和渐趋成熟，史学批评的专篇、专著出现了，谯周的《古史考》、刘宝的《汉书驳议》、徐众的《三国志评》是分别对《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进行评论的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更是一篇带有理论色彩的史学批评专文。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内容趋于系统化，史学批评基本范畴逐步形成，是非据《春秋》、简要宗《左传》、实录崇《史记》、周赡重《汉书》这四大批评标尺已经逐步确立，从而奠定了隋唐以后史学批评飞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隋唐宋元时期，我国古代史学达于鼎盛，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由此走上了繁荣之路。《隋书·经籍志》对唐代以前学术文化进行了详尽的总结；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专著，对初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和批评，涉及史学的方方面面，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吴缜关于“事实”、“褒贬”、“文采”的辩证认识，以及郑樵的“会通”之说、叶适的“史法”之辩、朱熹的“读史”之论、马端临的“时有古今，述有体要”之议等，都在史学批评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重要理论成果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更加明确。 明清之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史学上出现了总结和反思的趋势，学者们开始对前代史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和总结，使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承延隋唐宋元时期的繁荣趋势而继续发展，对古往史学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系统总结。王世贞关于国史、家史、野史的辩证认识，李贽“是非无定”的批评态度，胡应麟的“公心”“直笔”二善说，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经世致用”论，钱大昕的“师古之是”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