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审美表达上世俗化倾向.docVIP

丰子恺审美表达上世俗化倾向 　　摘 要： 丰子恺生长于江南水乡，江南传统民间生活中的原生态文化精神构成了丰氏审美世界中的民俗化基质；又由于自小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使其对日用民生和现世功效颇为注重，因而审美趣味呈现出日常化特性。本文拟就“世俗化”来对丰氏审美特征进行理论概括，并从民俗化和日常化两个方面分别阐述其独具特色的审美表达方式。 关键词： 丰子恺 世俗化 日常经验 民俗传统 艺术理想 丰子恺的艺术世界立足于现实又以现实为归宿，正如他为自己画集取名为《人间相》，他的艺术也是描绘书写”可惊可喜可悲可哂之相”。因他在意的是“妥帖的、调和的、自然的、悦目的形相”，从而在审美表达上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这里的“世俗化”分两层意思阐述：一是日常化，针对的是民生日用和现世生活；一是民俗化，是对民间艺术文化传统的追寻与体认。 一 世俗化是相对于“神圣化”而言的，强调对个体感性日常经验的执守。丰氏在《具象美》一文中，标举“具象的，琐屑的，浅显的”直观感性，并把这一感性标准由文学语言领域推及绘画领域。 说到语言的运用上，丰氏先给出日常语言的例子。“譬如生活问题不如说衣食问题来得动听。因为生活二字固然包括得很周全，但是太抽象，太正大，太深刻了，故听着由此所得的理解欠深，印象欠强，兴味欠浓。倘换了衣食二字，因为较具体，较琐屑，较浅显可以把握，听了就觉得容易理解，印象强明，而且富有兴味。”[1]再进一步，他觉得可以把上述例子中的“衣食”，改为“饭碗”或者“面包”，就成为“饭碗问题”，“面包问题”，失业也可说成“敲掉饭碗”，这样给予他人更加深刻的印象。追溯这种深刻印象的产生原因，丰氏给出理由是“饭碗”、“面包”是人人最常见最熟稔的日常实物，是“生活的最重要部分，或核心”，听到后便能获得切身的兴味，留下鲜明的印象。丰氏的这种思维方式类似于传统诗歌的“兴”。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论及“兴”，认为“功同跳板”。情感与物相触或相融而“兴”的基础上然后产生趣，也就是产生丰氏所说的“兴味”。“面包”、“饭碗”于人是“生活最重要部分”，这种熟稔唤起的主体情感，便是一种“兴”。丰氏正是运用了这种跳板功能，完成了从日常俗务的非审美心理过渡至兴味浓郁的审美心理的过程。 继而是诗文语言。在谈及诗歌创作中，丰氏认为善于运用具象的小事来暗示抽象的大事，小中见大是诗人的创作秘诀。如“言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堂其人之废逝可知…读了共剪西窗烛，雨夜翦春韭，便可想见故人久别重逢，竹下把酒谈心的种种情味”[2]。“堂前燕”、“西窗烛”与“翦春韭”都是极具生活特色的日常场景，丰氏屡屡提到情味或者兴味，也都是基于世俗闲适生活的一种直观感性的表达。这种对日常生活的肯定虽未上升为“百姓日用即道”，但他对概念的“太抽象，太正大，太深刻”的否决，以及对“具象的，琐屑的，浅显的”推崇显示出他审美表达的感性化、具体化的日常经验走向。对于直观形式的传达最直接最有效的就是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进行具体化描写，这集中体现于丰氏的散文创作中。丰氏谈“衣食问题”中的“食”字，就有相当的篇幅和细致的刻画。丰氏如数家珍般罗列出江南水乡的糖枇杷、糖佛手、冬笋、茭白、荠菜、毛豆、鲜菱、良乡栗子、熟荸荠……，“四时蔬菜不绝，风味各殊”；吃虾——“用钓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3]吃蟹——“父亲说：吃蟹是件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4]饮酒，分别有对独酌，对饮和群宴的描写，丰氏钟情的是前两种。在《沙坪的酒》中，他写道：“还有一种兴味，却是千载一遇的。”在《吃酒》中，写道：“三杯入口，万虑皆消……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这种常人之趣来自于日常经验，是丰氏所说的“具象的，琐碎的，浅显的”直观感性，类似于李泽厚所认为的“心理—情感本体”。丰氏无论是推崇兴味、情味还是趣味，都强调回归感性个体，将视点转向个体化的生活，重视生活的琐碎细节，使客观经验的呈现生动化，形象化，具有新鲜性。史震林认为“趣”的内涵之一便是蕴涵生气，始终有一股鲜活之气留存其中。丰氏正是依靠现世生活，保持对世俗性的亲近来维持其艺术“鲜活之气”，因而达到其审美表达上的自然平和、生动率性的感性化效果。 二 再说丰氏世俗化的另一层面—民俗化。前文已经提过，民俗化是指丰氏对民间艺术文化传统的追寻与体认。丰氏笔下的江南水乡石门镇的感性意象，是关于民俗节日面画的呈现，传统文化的细节都蕴涵其中。在《视觉的粮食》一文中，丰氏列举了花纸，吹大糖担，龙灯，迎文，戏法，戏文，以及花灯等工艺品。这些民间工艺品对于丰氏来说，就是自身的美术艺术心的萌芽的原因。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宋朝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