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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对我国就业结构动态效应 　　摘要：基于VAR模型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VEC）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实证研究FDI流动对我国区域就业的不均衡影响，旨在揭示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结果表明：FDI与三大区域就业人数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DI流入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负，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正；FDI流出对中部的就业效应为正，对东西部的就业效应为负；总体上，FDI流动的就业负效应明显；FDI的区域就业效应具有滞后性，且长期吸纳效应和短期挤出效应并存，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动态冲击效应显著。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结构； 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125，F224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流入我国，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和就业结构转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迅速衰退，不少外企开始从我国撤资，促使就业形势发生扭转，大量劳动力失业返乡，给我国劳动力就业增添了巨大压力。FDI在我国分布的区域差异较大，这种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我国就业区域结构呈现明显的失衡。一方面劳动力大量往东部沿海聚集和转移，造成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引起了 “民工潮”和“用工荒”等社会问题。因此，FDI流动带来的就业区域结构失衡需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FDI是全球化进程中产业链跨境延伸与世界经济整合的直接驱动力量。鉴于就业在一国经济、社会、政治中的特别意义，专门针对FDI与就业的研究成果日丰。国外有关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研究主要围绕其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来进行，并形成了就业替代理论（Kravis and Lipsey，1988）[1]、就业补充理论（Andersen and Hainant，1998）[2]、就业差别论（Peter， Hongshik and Joonhyung，2010）[3]等。一些学者和组织对FDI在东道国的就业效应从正负层面展开研究，并形成了积极贡献论（Todaro，1969； UNCTAD，1994）[4-5]、差别论（Christoph，2005）[6]、复合作用论（Santos-Paulino and Guanghua Wan，2009）[7]等，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对FDI对东道国就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FDI的投资结构与就业结构有显著相关性（Tomasz，2000）[8]。 FDI的进入为我国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得我国就业总量增加，这有利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FDI对就业产生了正效应（牛勇平，2001；蔡昉、王德文2004）[9-10]。随着FDI流入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上的倾斜，其对就业区域结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就业区域结构。郑月明、董登新（2008）以省际数据为截面，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对东部地区而言， FDI对就业有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对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明显[11]。蔡兴等（2009）则认为国内区域就业弹性呈现出从东部往西部递增的趋势[12]。温怀德（2010）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入世前后FDI对我国就业区域结构的影响，认为FDI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拉动作用在减弱，在入世后，东部地区FDI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再显著，而中、西部FDI显著促进就业[13]。 综上所述，作为FDI理论的延伸和拓展，FDI与就业关系的探究始于发达国家，研究成果集中于全球化迅猛推进下跨国公司海外快速扩展期。西方学者较多关注FDI的母国就业影响，而国内主要侧重FDI对我国的就业福利得失。研究方法从理论归纳和演绎为主发展到实证分析见长。但从已有的相关研究进展来看，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1）主要是从FDI流动的单维角度研究它对就业的作用，缺乏从FDI流入、流出的双向二维层面探测其对东道国就业结构的综合效应；（2）对FDI的就业结构效应研究不够深入，忽视从动态视角考察FDI在不同区域间流动所引致的就业冲击。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运用VAR建模思想，结合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VEC）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分析方法，分析了FDI流动与就业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的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揭示了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为C A Smi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即VAR模型。VAR模型是能够动态反应每个被解释变量对自身及其它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