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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创新困惑和发展可能性 　　一、文学理论的创新困惑 1995年左右，曹顺庆等人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创造性转换”的命题，其后陆续开展的讨论使“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意识”和“吁求”涌现文坛，激发起新一轮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美好想象。然而“现实”总是喜欢让“想象”栽跟头。时至今日，十几年前令学人苦恼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困局”似乎并没有根本性改观。一如既往，如果撇开从欧美“输入”或“移植”的文学理论“话语”（模式、方法、概念），“我们”似乎还是不太会“说自己的话”。“我们”试图建构的”文学理论”的“中国性”、“中国特色”似乎依然如“雾里看花”，“我们”热衷讨论的似乎也还是从欧美“传输”进来的“问题”。因为“话语不当”引起的“阐释焦虑”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体现得十分明显。对于一些重大的文学现象，“批评家”要么“集体沉默”，要么难免“捉襟见肘”地尴尬。 不能违心地说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一无长处，但如做纵向横向地比较，那就不难发现，中国文坛上还是缺少能对当代中国文化创造施加积极作用、可以打上“中国创造”标签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文学理念。一些创新性的研究也只是延续之前的思路，至于季羡林先生所说的“输出国外，发生影响”依然只是美好的期望。不少出身“文艺学”的年轻博士和资深教授“转行”从事文化产业、文化研究，虽是应时代之需，或可美其名曰“跨学科研究”，但似乎也可印证“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美好想象已失去其最初的感召力，“文学理论”已不再是有魅力的志业。 为什么竟会出现这样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情形？难道是“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命题”本身有误？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学人在其中错置了“理想”和“自我”？如果“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中的”中国”不是从“空间”定义，而是强调其“思想”“风格”、“精神”“实质”的意义，则如下“质疑”/“困惑”看上去似乎也有存在的理由： 1.只要我们能把“文学”“解剖”清楚，能把历史上存在过的和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整理”清楚，又何必在意手中所操是不是国产的“手术刀”和“储物箱”？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对话和相互改写，正在使“纯粹”、“本真”的“国性”和“族性”日益变得不可能，又何谈“理论”“话语”的“中国性”？ 2.既然与“西方古代”的“诗学”、“中国古代”的“文论”不同，“文学理论”本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现象”，本是在“西方”社会架构和文化传统中“兴发”出来的“人文话语”，并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开展获得了“普遍性”，这种“中国性”又该如何安置？焉知不是又一种“非历史”/“超历史”的形而上学“虚构”/“神话”？ 3.既然“创新”是“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术”的本性，又何必一定要强调“中国”二字？这里面是不是有种“非学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怪？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学术积累，甚至连基本学术规范都还需重建的时候，侈谈“创新”岂非自欺欺人？并且，当“我们”移植欧美“话语”进入中国文化“语境”，按照“中国”的“语法”“说话”，与“原型”相比较，已多有“调教”“增删”，这不也是一种“创新”，哪怕是“削足适履”式的？ “意识”总是关于“存在”的“意识”。平心而论，由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重塑自我形象，重建民族文化徽标，还未呈现其定型化的面目，对于变动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图景”，也就难以做结构清晰地把握。作为“权宜之计”，有此“实用主义”的文学研究观念也不为无理，至少可以令人警醒那些“绣花枕头”式和“快餐”式的所谓“创新”，例如“新××文学”、“后××文学”之类概念的“造作”乃至“炒作”。而若从学人的“个体学术信念”说，在现代法制社会，操持何种“理论”“话语”乃是“文责自负”的“个人自由”选择，那不但无可厚非，反倒有助于维持“批评文化”的多元格局，真正的“文论创新”只有在此格局中才可能建立。甚至可以说，与那些并不鲜见的不顾基本学术逻辑和文化事实的“创新妄言”相比，这种“冷静理性的不自信”倒是更利于“我们”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和位置。 二、文学理论创新的命题为什么不能被证伪 但是，这些还是不足以“证伪”“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命题”。因为“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符合“学理逻辑”的命题，其“语义”是“中国”学人对具有“普遍性”品质的“文学理论”的推进。“文学理论”的“普遍性”本就意味着“中国”学人有充分的正当性、合法性参与其“话语建构”，因为最大程度的“普遍性”就意味着最大程度的“可分享性”。而更具“事实逻辑”优先性的则在于，“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乃是一个“文化政治”命题，意味着“中国文学理论创新”有关于“中国”的身份认同、文化秩序、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