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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建构 　　摘要：基于对河南籍400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调查，笔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保障水平的满意度比较低。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人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帮助他们重构社会资本是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幸福感 农民工是城市化建设的主要力量，但是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仍处于城市化的边缘。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为了解这一群体的幸福感现状，笔者以河南籍400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其幸福感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一群体对社会与经济纬度下的社会保障和企业机构保障的满意度比较低。而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以社会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机构处于缓慢发展的情况下，强调社会资本的发展是必须的选择。对他们来说，丰富的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进而得到某种程度的保障。因此，本文旨在从社会资本的建构方面来提高这一群体的保障水平，进而提高这一群体的幸福感。 一、核心概念 幸福感：为了便于研究测量，本文借鉴王婉娟、王其和、夏晶［1］提到的影响幸福感的七大因素，将“幸福感”定义为：是人们根据生活与职业状况、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认可度、身心健康、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预期等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肯定性的评估，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各方面的全面评价，并由此产生的积极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 社会资本：本文借鉴焦方圆［2］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从其社会关系网络和其身所处的社会组织和制度中可能获得的资源。 二、社会资本的保障功能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一群体的幸福感在中度偏上，但是生活与职业状况、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影响这一群体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其中，社会经济发展纬度下，从社会保障机构获得的保障的满意度为23.3%，从单位获得的保障的满意度为19.7%［3］。因此，提高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迫在眉睫。可就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来看，政府制定的相关福利保障政策，难以顾及到所有的群体。而社会资本可以在由非营利机构所形成的非支持性社会网络，以及由家庭、家族、亲戚、朋友和社区所构成的自然社会网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着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依靠政府的力量，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府为各种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政策的依据，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人民获得的实惠却是有限的，甚至有些群体因为种种原因享受不到这些福利。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非正式支持网络中的非营利机构以及自然支持网络中的亲戚、朋友和社区共同体中包含的支持关系来缓解这些问题。例如，在失业保险方面，社区可以为他们联系相关的机构和部门，为他们提供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促进再就业；在医疗保险方面，非营利机构可以为这些群体提供一些比较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再继续教育方面，社区、非营利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如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他们提供有关职业技术培训方面的信息，帮助他们联系有关的培训机构。并与其所在的企业进行交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企业为有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相关技术培训。 三、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建构社会资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构建社会资本的可能性。为了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农民工为了能够在城市里更好的生活。他们形成了来自于同一个县城的老乡、亲戚、朋友的社会支持网络，并从中吸取自己需要的资源，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其人际关系的满意度高达42.32%［3］。这也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其所处的人际氛围比较和谐。虽然这样的社会支持网络并不是很完善，但这也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发展社会资本提供了可能性。 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构建社会资本的必要性。焦方圆根据赵立新的社会资本分类，将社会资本分成：制度性社会资本（个体从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中获得资源），组织性社会资本（个体从社会组织中获得资源），关系性社会资本（个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资源）三大类。同时，又将关系性社会资本分为初级关系型社会资本和次级关系型社会资本［1］。而就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构成和占有现状来说，以血缘和地缘为依托的初级关系型社会资本仍占主导地位，以业缘和友缘等为依托建立起来的次级关系型社会资本比较狭窄，组织性社会资本不足，制度性社会资本存在较大缺失。虽然，关系性社会资本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融入城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彼此的生活、生存，情感乃至社会交往过程中给予了多方支持，但因为所属群体的同质性，使他们难以实现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