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戏曲需要环境宽松、思想活跃、勇于创新.docVIP

繁荣戏曲需要环境宽松、思想活跃、勇于创新 　　一 毛主席当年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近几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个大文化，不是我们惯常思考的文化艺术、文学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戏剧艺术。当然也包含我们这些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建设文化强国，我们的戏剧艺术自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么，什么是“文化自觉”呢？“文化自觉”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政治口号，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提高自觉性、主动性或者主观能动性。“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完整地阐释“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与“文化自觉”相关的另外几句话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坚信，“文化自觉”、“美美与共”，“有利于帮助我们树立起应有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妨遵循文化自觉的思路，看一看我们的戏曲艺术是如何发展的，它的特色、优势、弱势是什么，它可能有怎样的发展趋向。然后才可能看出戏剧艺术应当怎样在经济、政治、社会、大文化格局前提下担当社会责任。 经济自然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基础，一般情况是这样。但有些时候，文化与经济并不是并驾齐驱发展的。我国唐宋时期的文化是同经济相辅相承发展的，但经济萧条、政治黑暗的元朝，却莫名其妙地兴盛了元杂剧。明朝的经济应该说比元朝繁荣，而杂剧却在明朝衰落了，直到气数快尽的晚明时期才出现了昆曲。这是怎么回事呢？ 纵观唐宋元明清五朝，唐宋对文人为官者时有贬黜，但作为文人却让其存在，即使骆宾王因写了《讨武檄》而被下狱，武则天也还欣赏他的文采。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等都是贬官，但作为文人，高等的文化地位却是受尊崇的。元朝的汉族文人，统治者看不起，他们当不上也不愿当元朝的官，他们以写杂剧发泄愤懑，寄托情思，而元朝统治者也没有像明清统治者那样大搞“禁戏”，很少有“文字狱”。金代中原地区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元好问，金亡以后，不去做元朝的官，而在家里筑起一座野史亭，收集金史资料。他在野史亭完成了三部著作《壬辰杂编》《中州集》《续夷坚志》。《壬辰杂编》100多万字，是后来修元史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州集》收集了诗词家256人，给每人都写了小传，起了“以诗存人”、“以诗存史”的作用。元好问终生写了诗词曲1592首，其中曲5首，开了元散曲的先河。他虽然没有写杂剧，然而元杂剧大家白朴就是他的学生。元好问尽管不去做元朝的官，而要写金史，元朝统治者也没有治他的罪。明清两朝则“文字狱”不少，直到乾隆时期，已被汉族知识分子改造得差不多了，而且乾隆皇帝和以后的慈禧太后都喜欢戏曲，这才有了“花部”（京剧和地方戏）的兴盛，导致了“雅部”（昆曲）的衰落。尽管如此，民间小戏仍然时常遭禁，直到民国时期都没有大的变化。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经济环境对于文化艺术进步繁荣无关紧要。元杂剧活跃的几个中心如大都、平阳、真定、杭州在当时也都是经济环境比较稳定、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我更要说的是，文化艺术的进步、繁荣，除了起码的经济条件外，还需要政治开明、社会宽松、写作环境相对自由、思想活跃。如果把文化人管得太死，恐怕文化艺术的真正繁荣就只是一种愿望了。 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创作的环境在逐步优化，逐步宽松，已经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果对近几年党中央对文化工作的有关决定不是当做管束文化的条规，而是理解为思想解放、重在建设的动员，那么，文化艺术、戏剧艺术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繁荣局面。 二 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大跃进放卫星。那么，大发展大繁荣该怎么理解呢？我以为，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我们是一个大中华，我们考虑问题、搞创作不能眼光短浅，不能太小家子气。我们的文化要在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多层次的，不仅是中国人、中国各民族的工农兵学商，也应满足华侨华人、同中国交往的外国人，因此我们描写的对象，不限于中国工农兵的人和事。就艺术品种来说，不再只是传统的那些品种。二十世纪有不少外国艺术品种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如话剧、歌剧、舞剧、交响乐、电影、电视、油画、铜版画等，都已民族化、融化为中国的品种。中国的传统艺术品种也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艺术品种更多了。我们对文学艺术上的各个品种、各种流派风格，都应尊重。因此，我们的文化艺术应该有包容性，多样性，竞争性。在文化艺术建设上，我们应该有比唐朝更大的器量、气度。大发展大繁荣，又要看到中国之大，地域之广，民族之多，差异之明显，风采之纷繁。还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