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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张元济生平论出版人必备能力 　　摘 要： 出版巨擘张元济作为中国近代出版家，从投身商务印书馆为始，至参与创办和众图书馆为终，在他为商务印书馆所做的努力中，始终体现出了一位出版人所必备的能力素质——他始终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他保持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并将之一次次付诸实践，他注重出版经营战略以扩大出版社的发展，这些无不值得当今的出版人借鉴学习，以促进当今中国出版业的发展。 关键词： 出版人 双效益并重 与时俱进 出版经营战略 尽管出版人的工作早已不再局限于案头工作，而是涉及图书、期刊、网络出版物等多种出版物从选题策划到收集反馈信息的全过程，但现代出版人仍旧需要培养政治素养、职业道德，巩固基本职业技能；此外，随着文化产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出版产业集团化趋势的不断推进，当今出版人也需要培养出版经营理念，策划出版经营战略，精通出版管理等营销、管理层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 1.出版人的道德修养 出版人的道德修养，不仅是出版人在参与出版活动初期即需树立起的出版伦理观，同时也是出版人在长期的出版活动实践中所需坚守的职业道德。罗紫初在《编辑出版学导论》一书中将出版人的道德修养细分为职业责任和职业良心两个部分。其中职业责任感强调出版人不能因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对图书内容的重视；职业良心则强调出版人的需要具有严谨的治学作风。这两点在张元济的出版生涯中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 1.1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出版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既在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在人们的精神实践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同时更要注重社会效益，这两种效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业衡量图书这一特殊商品价值的整体标准[1]，其中对社会效益的坚守则更是出版人所必需坚守的道德修养之一。 在商务印书馆发展的起步阶段，张元济就如同他需要面对的这个出版行业一样，具备着双重特性——他既是文化人，也是商人[2]。为了建设好刚刚起步的商务印书馆，这一时期的张元济侧重坚持的是自己的“商人属性”，始终坚持着“在商言商”的出书原则——那时作为私人企业的商务印书馆，在他的带领下一直坚持一下两个原则：第一，不赚钱的书刊不出版——在考虑选题时，张元济首先考虑的就是对股东负责，考虑怎样才能为印书馆取得更多的利润。所以即使是自己的老友请求他帮忙出版作品，他也会因为不看好作品的销量而坚决拒绝；第二，如果销路不好，即使已经答应出版的书籍，也必须要退稿。此番举动看似既不讲商业信用，也略微无情无义，但在当时只有这样的果决才能保证商务印书馆的运营，使之不会在起步阶段就因为高层对书稿选择的犹豫不决而得不到良好的开端。 正因为此，关于张元济为早期商务印刷馆做出的众多决定，很多人都觉得他太注重销量问题而忽略了出版社应该担当的文化责任，为此蔡元培甚至指出——“商务之纯粹营业主义，不肯稍提盈余以应用于开辟风气！”但纵观张元济的出版岁月，就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丝毫不注重出版社社会效益之人，相反，他早期所坚持的“在商言商”的原则很好地保证出版社的良好运营，使之在积累到足够丰厚的资金、赢得了足够威望的声望之后，再以更大的力量去服务社会，促进文化的发展。事实上，张元济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此后的出版生涯中，张元济不仅注重汉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名著的出版，也十分重视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的译介。民国时期出版的自然科学译作，大多数都出自张元济的精心挑选；而严复、林纾等人的译作，也离不开张元济的精心选题和大力推广。这些努力不仅传播了西方的新思想和新知识，而且也扶植了一大批学者和文学新人，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也就是当今出版人所需要学习的能力，既为出版社的商业运营着想，为出版社取得经济效益，同时也要懂得，出版工作要为人类社会传播、积累科学文化成果，创造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财富[3]。 1.2 坚持严谨的审稿态度 编辑在工作中自觉养成认真、严谨的审稿态度是十分重要的。[4]这一点也是多位中外著名出版人的共同追求——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农综合自己回顾自己多年的出版经验，认为出版人必须具有严谨的治学作风；英国斯特林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主任伊恩·麦高文博士从事出版行业四十余年，始终坚持用铅笔修改稿件并随身携带橡皮，以便修改自己的校对错误；在这一点上，张元济更是身体力行。 早在主持编写、出版商务印书馆的新式教科书时，张元济就体现出了其治学般严谨的编辑、出版态度，特别是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张元济等围坐一桌，每编一课，字斟句酌，反复讨论，十分认真。[5]在他的带领和坚持下，每当选定一篇课文，各位编辑就需要轮流阅读以提出改动和润色的意见，遇到分歧有时需要讨论一整天之久才会最终得出结论，这种讨论甚至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