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得山花烂漫时 何必问归处.docVIP

若得山花烂漫时 何必问归处 　　一、海派文化对中国戏曲的影响 倘若有人津津乐道于往昔之豪阔，大抵可推测其郁郁寡欢于现实之落差。近来重振海派文化之呼声响起，即足以表明其无可奈何之花落去。其实，文化作为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社会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是流变转化，并非一片空白。因此，所谓重振云云，其实是有感于当前之乏善可陈。 “海派”一词原非美誉。起初或指上海地区的一群画家及其所绘画作品，后亦指以上海为代表的京剧表演风格，与“京朝派”相对应。此徽号或即“京朝派”人士所题赠。这是掌握话语权的优势，就像文人雅士所谓的“雅”，其实就是一种能够使他们在精神上自我崇高的感觉。说到底，他们就是以“高雅”来划定界限，区分自我群体和其他群体。“京朝派”将有别于自己风格的表演斥为“海派”；同样的，“海派京剧”的代表人物周信芳也曾将上海其他有别于自己风格（更加火爆）的表演斥为“恶性海派”。 任何文化的形成都有多方面的因素，无需褒贬良恶，海派亦然。海派的精神是“闯”，海派的特色是“杂”，海派的精髓是“新”。所谓“闯”，即以六经注我的气势什么都敢尝试、敢作为。闯过头了，仍可得到经验教训。因为敢闯，所以就敢开放、敢拿来、敢扬弃、敢包容。经济的繁荣多样和思想的自由博洽造成了海派文化的高度包容，形成“杂”。“杂”就是多元，而精彩纷呈的前提就是多元。多元成荟萃，荟萃呈精彩，精彩显新意。“闯”就是创。因此，海派文化的根本是创新、敢为天下先，而浸润其间的上海市民往往习惯于求新猎奇。这就像理论指导实践一样，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所创造的文化能反作用于未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海派文化之于中国戏曲的影响亦然。 商业繁荣促使服务业兴盛。上海市民来自五湖四海，需要乡音的慰藉。于是天南海北的民间小调、乡村野曲纷纷涌进上海。海派文化从艺术出发、从实际出发，并不因其山歌村调、俚语俗言而轻视、而鄙薄，在欣赏的同时也给予滋养提高，并根据其地方特色为其一一命名。 必也正名乎，古人讲究正名，能够正名即意味着被承认。戏曲剧种也存在着一经品题、身价百倍的状况。譬如，山东快书本无其名，因多唱武松事迹，故称为“唱武老二”。1949年6月，为配合反霸斗争，上海唱片公司请高元钧灌制唱片《鲁达除霸》。上海的新文艺工作者根据其发祥地、内容及语言特点等因素，建议在唱片发行时取名“山东快书”。从此，它以独立曲种的形式，经部队演出推广，风靡全国。 其他如京剧、越剧、沪剧、淮剧、滑稽戏、甬剧、绍剧、扬剧、锡剧、苏剧等戏曲剧种，包括话剧，都是由上海为其命名的。能为如此多戏曲剧种命名，恰说明了海派文化包容之广，鉴赏之精，揄扬之忱。在此文化精神浸润影响下，各戏曲剧种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不仅各地方戏曲从京昆中汲取养分，京剧也从其他戏曲、曲艺包括外来的话剧中汲取养分。周信芳、盖叫天等海派（也被称为南派）京剧表演艺术大师还曾经从评弹等表演艺术中获得启发、感悟。 在海派文化自由的土壤中，海派戏曲茁壮发芽，经过蓓蕾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局面，进入了繁花期；并在以后的岁月里，藉着某种因缘开花结果。最显著的例子当属海派京剧对1958年后出现的“京剧现代戏”（1967年5月至1976年间创作的剧目称为“样板戏”）的直接孕育。这不仅仅是指，上海创排了《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等样板戏，或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改编自沪剧《红灯记》、《芦荡火种》，等等。 样板戏是解放区戏曲改革的继续和发展。撇开某些政治因素，研究京剧艺术史，样板戏的艺术成就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话题。艺术可为政治服务，艺术品也可被打上政治的烙印。但今天的政治，无非是将来的历史，就像今天的历史正是过去的政治一样。斗转星移，艺术品的历史“包浆”会取代其政治烙印。 明白乎此，就能理解为什么京剧《杜鹃山》没有华丽的戏服，没有雍容华贵的做派，展现的只是革命年代的一个普通女党员，却至今依然引人入胜，剧中“家住安源”、“乱云飞”等唱段依然脍炙人口。其音乐具有东西方音乐交融所创造出的动人心魄的交响效果。其唱词通体合辙押韵，没有一句给人冗长多余的感觉。它是样板戏的一个代表。这说明了样板戏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精雕细刻；在融合运用中西表演艺术以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方面，确实摸索出了一套经验。 仔细分析样板戏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几乎都是海派京剧早就探索过的、实践过的。样板戏正是遵循海派京剧的创作理念，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提高的结果。因此说，样板戏是海派京剧创作理念孕育的结果，海派京剧通过它影响了全国京剧乃至戏曲的创作，直到现在。以昆剧为例，上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进行的探索，以及北昆近年创作的《红楼梦》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至于其他戏曲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以认为1966年至1976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