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孝悌精神和西方信仰精神共存可能性.docVIP

论中国孝悌精神和西方信仰精神共存可能性 　　【摘 要】 孝悌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信仰精神是西方社会所拥有的文化产物。这两种文化产物有着各自的发展背景，性质，以及社会功能。本文通过分析这两种文化产物在各自社会形态中的形成与发展状况，来揭示这两种精神的异同之处，并进一步阐述这两种文化形式在同一社会形态下共存的可能性。 【关键词】 孝悌精神；信仰精神；缺失；共存 一、何谓信仰 我们所谓的信仰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非宗教信仰其实是一种人对世界的能动把握，是对人生最高价值和社会最高理想的反映、评价和把握，是一种动态的运做过程，由这种运做过程而构成的人类信仰活动是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一种文化价值活动。[1]由此可见，信仰对于个人而言是行为的支柱，对于社会而言是意识形态构成的核心，对于民族发展而言是一种凝聚力。信仰支配着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人类需要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讲，信仰即是人生的信念、支柱、目标、准则、意志、创造力。费尔巴哈强调： “没有信仰的人，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希望、信念、准则、目标、意志和创造力，生命对他们是浑浑噩噩、猥琐的，只是时间的流逝和谋求生理需要的满足，是没有价值的。”[2]真正的信仰是对世俗的超越，是对彼岸世界的纯精神对象的信服，纯精神层面的，信仰不会随世俗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信仰自然而然地和宗教联系到了一起。 二、何谓孝悌 什么是“孝悌”呢？所谓的“孝”指的是孝顺、赡养父母，对父母的言语不可有所忤逆，即“善事父母”。所谓“悌”则是指兄弟之间相互友爱就是“善事兄长”。[3]《学而篇》：“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4]此段话语，一方面可以看出，“孝悌”是“仁”这种“爱人”的美德的基础；另一方面，“孝悌”是一种为人和顺的心态。既然“孝悌”是仁的基础，“孝悌”所亲爱的对象，就是一个人家庭生活中所发生关系的最基本的家庭成员。孝悌在汉字中被赋予了仁爱的传承与回报之意，这既是人类发展的客观选择，又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信仰精神在中国的缺失 1、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 2000多年来，中国人习惯将用谎言和诈骗堆积起来的至高无上的皇权视为永恒，忽视了抽象精神的至高无上性和永恒性。这种至高无上和永恒的抽象精神即是“真”，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丧失了“真”。在西方人眼中，这个“真”附着在了超验的上帝身上，所以西方人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而在中国人心目中，这个“真”只专属于“君主”，以及一切具有权利的人。当西方人在上帝面前因自身的罪恶而恐惧的发抖时，中国人却在“指鹿为马”的权贵面前三跪九叩。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乏抽象思维，拥有的只是一种具体思维，中国人没有把至高无上性和永恒性抽象到超验的世界。[5] 2、中国人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圣人提出人性本善的判断，接着又是对克己、礼让、孝悌、忠恕的界定。孔子的“仁”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使得中国人基本上不必要有向外求信仰、求拯救的需求。[6]虽然中国人在传统上有对祖先和天地的祭祀的习俗，但这样的祭祀并非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仪式，而是一种纪念追悼的礼仪。即使是有所求，他们祈求的也仅仅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不是对人们灵魂的拯救。中国人没有创造出来一个抽象的上帝，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觉得需要这样一个所谓的上帝。中国人从他们的圣人开始，就把全部视线投向了人性本善。孟子推崇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间大爱，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一生追求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忘我崇高大孝境界能带给中国人真正的信仰精神。 3、中国巨大的官场化社会 2000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是仁爱精神，由于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的匮乏，这种仁爱精神被推向了集权专制，推向了稳定不变的中国中世纪的官场化社会形态。孔子的儒学，尤其是汉代以后经过伪宗教化、伪知识化的儒教和宋明理学，则是完完全全的为这个巨大官场化社会服务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讲做人，永远都是在那一大堆名份上转圈圈，人除了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师、弟子等角色、身份之外。对于一些伦理问题，例如说人为什么生？靠什么而生？生的意义？死的意义？何谓天理？等等一系列涉及到想象和抽象思维的问题全都是避而不答。汉代以后的宋明理学完完全全是为集权专制服务的。 四、孝悌精神在西方的缺失 1、“二希”文明的影响 众所周知，西方人称他们的文化源自“二希”的传统——古希腊与古希伯来。古希腊的理性，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说，即在现实的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理念的世界，理念世界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却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更值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