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圣叹对《水浒》创造性接受.docVIP

论金圣叹对《水浒》创造性接受 　　摘 要： 金批《水浒》中有三个问题一直是《水浒》研究和金圣叹研究的焦点，那就是金圣叹对《水浒》创作动机认定的矛盾说法、对《水浒》人物令人费解的点评及对《水浒》文本的随意改动，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学界众说纷纭，但无定论。事实上，金批《水浒》是金氏对这一部小说进行的一次示范性阅读和阐释，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金圣叹对《水浒》接受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金圣叹对《水浒》潜在的内涵进行了属于他的揭示和创造，金氏的才子个性在其中大放异彩。 关键词： 金圣叹 《水浒》 才子个性 文学接受 金批《水浒》中有三个问题一直是《水浒》研究和金圣叹研究的焦点，那就是金圣叹对《水浒》创作动机认定的矛盾说法、对《水浒》人物令人费解的点评及对《水浒》文本的随意改动。对金批《水浒》中这三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而且历来众说纷纭，各有见地，但至今却没有一个公断，同时这些问题也没有因为众人的解释而变得清晰明朗，反而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文学活动是一种交流、制衡的主客体之间、主体之间的人文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之间开放和流动的文化交流场，金圣叹对《水浒》的阅读点评活动，亦是对《水浒》潜在内涵的揭示和创造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金批《水浒》，其实是作为读者的金圣叹对《水浒》文本进行的一次阅读和诠释行为，同时也是作为接受者的金圣叹对《水浒》作品进行的创造性的接受行为。同时，由于金圣叹别样的个性和才情，其在阅读点评《水浒》时能够游刃于本文与读者之间，激情之余，又表现了一种发掘作品潜在意义的冷静。本文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从作为《水浒》的阅读接受者的主体——金圣叹的才子个性方面对金批《水浒》的这些问题做思考，以期有所突破。 一、金圣叹其人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吴中才子，《清代七百名人传》称金圣叹“生而颖异，倜傥不羁”，而“万历之时，吴中名士之风已盛。喜放诞，不喜拘束。观唐寅钟伯敬诸人，可征一二。无怪圣叹之受其影炙，而为怪诞之论”[1]。作为才子的金圣叹受当时名士之风的影响，一生以其才自负，自称“目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并认为他这样的大材必能成就“绝世奇文”，“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笔；有非常之笔者，必有非常之力”，“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2]。他很自负于自己的“才”，对他选定作为“名山事业”的“六大才子书”的评点，自称是“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为了标榜其才，他还特地对这六部书的作者进行了说明：“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原有屈原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3]言下之意，这六人都是惊世之才，然而我金圣叹却在挥手之间就把他们的大作评完了，也难怪他要说自己是“目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了，对其才情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一派狂傲，毫不掩饰，可谓是真性情者。 金圣叹不但自负，而且狂放。他在《沉吟楼诗选题渊明抚孤松图》中道：“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在《杜诗解》中又道：“愁闷之来，如何可遣？要唯有放言自负，白眼看人，庶可聊慰。”“我辈一开口，便疑谤自兴。”狂放之人定有狂放之性，朱熹《集注》就云：“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金圣叹就是这样的狂士，喜欢领异标新，为了引起世人的关注，常行狂诞不羁之举，甚至把科场前程之大事也视为儿戏。王应奎的《柳南随笔》中记载：“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得而旋弃，弃而旋得。”“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时文，或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辄被黜，复更名入泮，如是者数矣。”[4]顾公燮的《丹午笔记》中记载：“金圣叹岁试，作《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题。……以此考六等。（圣叹）挑红粪桶而出，遇陶庵子门。陶庵曰：君又何至于此？圣叹曰：吾岂不如老农！”[5]如此，可见金氏之狂非同一般。所以清人邱炜萱在《菽园赘谈》（卷七）中说：“圣叹愤时傲世，意以天下事无不可以游戏出之。”[6] 金圣叹把他的这种自负狂放称为“自诚明，谓之性”，认为人人都应该强烈地尽心地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他说：“遂万物之性曰成”，要“尽天下人，但凭他喜，但凭他怒”，让他们“把调唱足”。至此，我们可以对金圣叹的个性作总结，那就是率性、任情、纯真、自然，而率性意识是他的价值观念中的主导因素。在率性意识的影响下，金圣叹实现了他别具色彩的一生，也极大地影响到他对《水浒》的阅读接受。 二、金圣叹对《水浒》的创造性接受 金圣叹对《水浒》的创造性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金圣叹对《水浒》创作动机的看法 1.文以载道。金圣叹在《序一》中说：“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