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钰铭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绘画笔墨修辞.docVIP

论陈钰铭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绘画笔墨修辞 　　近些年来，许多画家重新审视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发展问题。如何从笔墨上突破水墨人物造型的欠缺，如何切入社会现实问题，如何描绘人性的矛盾与真实等，是摆在画家面前的紧要的课题。陈钰铭曾一度被这些问题围困，经过焦虑、彷徨，决定直面现实，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实践。在技法、主题、精神层面上进行一场持久地突围。 一 水墨，人物，现实主义，三大要素都是不可回避的难题。水墨是工具，人物是表达主体，现实主义是表现手法，三者相互对抗又相互依存。水墨的表意特征，偶然性与现实主义的准确性、力度和精微性的矛盾，人物的复构成与水墨语言的纯粹性的矛盾，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矛盾，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社会多元化特征的矛盾等。这些矛盾，都需要在绘画主体的展现中得到融解。前辈画家在现实主义水墨人物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徐悲鸿、蒋兆和等开辟了水墨人物写实体系，打破了传统文人画“重意轻型”的格局。但在发展过程中，后继画家求变心切，矫枉过正，大量采取光影人物写实手法，极大地削弱了中国水墨画的美学特征。尤其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由于主题上的政治性依附，题材的单一性和表面性，很难诠释出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的精神内涵，从而背离了艺术审美的核心价值。这一时期，画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革新变法的同时，如何在技法上最大程度地诠释水墨的本质特征。陈钰铭早期的水墨人物画受传统画家的影响，写意泼墨，大块面晕染。人物面部也吸收了西方油画的光影素描的方法。如《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人物刻画精准，体现出深厚的写实功底。这幅画创作于1992年，气势恢弘，布局巧妙，写出朴实的黄河人民憨厚的神态，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在当时众多同类型风格和题材的画作中颇有新意。但陈钰铭自己对这种画法并不满意。感觉这种水墨语言表意性很强，在人物众多，构图宏大的画面上缺少垂直的力度，难以进入物象核心层。他抛弃了这种画法，尝试采用表达性更强，既有写实的绵厚感，又能抵达深远的意境的画法。凯绥·柯勒惠支的铜版画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绵密的线条，刚劲的笔法，便于更深刻地表现悲情主题。同时，受周思聪、刘国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陈钰铭将目光投向了底层人群，关注悲情、受难、人性的本质等主题，改变了绘画风格。在陈钰铭个人绘画史上，《历史的定格》具有里程碑意义。这幅画创作于1993年，绳索、衣纹，刚劲有力，线条内部暴发出一种能量，画家用笔墨直接进行控诉。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用笔墨形式展开，也就是说笔墨在这里是一个个具体的比喻词。遇难民众的面部均采用涩笔，肌肉、毛发反复皴擦，暗喻人物内心的伤痛感。依据主题的需要（而不是画面人物位置的需要）调致干、湿、浓、淡，用大块面的暗、黑、深褐和阴郁气氛，不断地重复、排比，以此来诉说一种悲愤和羞辱。日军的面部表情并非像一般文艺作品那样，把他们类型化，即便他们站在靠前的位置，并未作精细地刻画。他们表情虚幻、模糊、冷漠，一种杀人道具而已。画面人物众多，15米长卷，70多个人物，地上堆砌的残肢断臂氲氤着屈辱和仇恨，天空中绵重的墨块聚集着化解不开的冤魂哀号。这种有力度的借喻，使画面带有情节性和强烈的悲剧感。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空气中混合着暴戾、哀伤，画家采用山水画的积墨方法表现这种悲惨、死亡气息、压迫感。人们无从得知“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景，而这幅画却让观者时空错愕之感。陈钰铭后来是这样描述他的改革笔墨的心得： 在面对一张洁白的宣纸时，我往往是先泼上搀胶的水，再用重墨或焦墨根据水的去向皴上几笔，同时把自己构思好的画面所需要留的空白留下来，然后从这些墨自然形成的形态里寻找所需要的构成关系。再静下心来调整，动笔去修改，即“找”……在完成画面效果时，墨块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从版画中吸取的方法。大量合理运用墨块会使画面完整，空白在画面中若处理得不好，就容易显得空洞、单调，所以必须用一些淡墨去丰富它，这就有了灰面。灰面起着重要作用，是笔墨和局部的水墨构成的重要部分，起着衔接、调和、统一的作用。① 悲情、沉重、满画面、浓墨、单色、底层民众，这些要素要把它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次，笔墨是第一关。 陈钰铭自幼习画，大量的临摹和写生，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后来又学习版画，对线的认识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速写方面，技法和审美层次已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擅长用毛笔速写，不光把它作为一种基本功的练习，而是每一笔，每一个构图都一定让它具有生命力和完整性，一幅速写就是一件艺术品。写生往往是瞬间的功夫，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任意性。而以毛笔、水墨为材料写生，更有飘忽不定的感觉。速写不大可能精雕细刻，重在抓住物象的本质特征。陈钰铭在表现老者时，常用粗线条，用略微干涩分叉的笔头，使老者的肌肤看起来仿佛山的沟壑纹理，脸部肌肉如土地般皴裂，有苍桑垂暮之感。不慎画坏的部分，巧妙地将其改造成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