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纳博科夫评论《包法利夫人》得和失.docVIP

试论纳博科夫评论《包法利夫人》得和失 　　摘 要： 纳博科夫在其《文学讲稿》中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一反传统文学评论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过分强调，在文本细读的前提下，侧重对作品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析，可以说为《包法利夫人》的批评研究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但是，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也带有极大的绝对化和片面化倾向：首先表现在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绝对割裂，其次则是过度强调作品的虚构性，否定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 纳博科夫 《文学讲稿》 《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作品塑造了一个富有浪漫主义幻想但却有致命庸俗的女性人物——艾玛，通过艾玛因为庸俗而导致的浪漫主义幻想的破灭，批判了艾玛式的庸俗的浪漫主义，揭露了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和人物。因此，《包法利夫人》往往被视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并跻身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列。 可以说，世界文坛对《包法利夫人》高度的认可和评价更多的是依据小说的内容和思想。虽然《包法利夫人》没有能够像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一样在艺术风格上自成一派，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包法利夫人》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出的巨大魅力。只是长期以来，对小说艺术手法的研究更多的是附属在小说思想内容的研究之上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包法利夫人》的评论声音中，也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主流的声音，即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这一时期，西方文学批评界盛行新批评理论，以《文学理论》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对纳博科夫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将艺术分析的视角完全集中于文本本身，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进行探索，从而为《包法利夫人》的研究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在《包法利夫人》文学笔记的开头，纳博科夫就一再申明，不要追究一首诗或一本小说的真实性，因为“文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①。纳博科夫认为，小说只是“神话”或“童话”，是作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或着说是虚构，而《包法利夫人》也只不过是一部“最上乘的神话”②罢了。那些因为《包法利夫人》从内容上有力地抨击了庸俗的资产阶级和庸俗的浪漫主义而大加赞赏的观点，纳博科夫是不屑一顾的。纳博科夫认为，《包法利夫人》的价值在于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所带给读者的独特的审美体验。在申慧辉所写《文学讲稿》的中译本序言中提到，纳博科夫的艺术观可以概括为，“在文学创作中，艺术高于一切，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更重要。”小说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被上升到了无限的高度，是凌驾于思想和内容之上的，甚至可以说是作品的灵魂要素。至于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我们不可能通过一部带有虚构性、幻想性甚至是欺骗性的小说来看到真实的客观世界和时代。 在小说的接受过程中，纳博科夫认为不能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和观念，否则只会越走越偏，越走越错。他在其所写的《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地，研究的越周密越好。”③纳博科夫在评论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时，更是特意提醒读者，“请完全彻底地忘却这本书的内容……使你的大脑对这部小说的任何见解呈现完全空白的状态。”④同样，对于《包法利夫人》，纳博科夫也反对先入为主地将其作为一本“谴责资本主义”的小说来读，在他看来，包括《包法利夫人》在内的所有的优秀作品，在阅读之前都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天地，与已知的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即使可以建立起这种联系，也只有在阅读完小说之后方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完全抛开当时已存在的对《包法利夫人》的定位和看法，按照自己对艺术的理解，重新进行文本细读，抛开小说内容，单纯以艺术风格来确定作品的价值和地位。因此，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中独特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进行了探索，主要包括小说的结构（或动作）、主题线索、风格、意境和人物等方面。 纳博科夫首先指出《包法利夫人》中地点、人物以及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虚构性。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物相比，影响主人公艾玛的三种因素——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未知因素是完全处于作者的控制、指挥和运用中，包法利夫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是福楼拜精心设计的，是不同于当时客观的法国社会环境的。因此，艾玛是典型的福楼拜式的人物，是带有作家鲜明的主观印记的，甚至是艾玛标致但却线条生硬的手也是福楼拜故意为之，以表现艾玛美丽、聪慧之外致命的庸俗。这种主观印记不仅表现在艾玛沉迷于幻想但又极度庸俗的性格塑造上，同时也表现在对艾玛命运的安排和控制上。例如，艾玛烧掉婚礼花束与艾玛最终自尽的暗合与预示；艾玛死后，守护她的是伪科学的信徒郝麦和庸俗的上帝的信徒布尔尼贤，两人相对而眠，鼾声大作；以及后来郝麦为艾玛绞尽脑汁想出的墓志铭，都是福楼拜对庸人的嘲讽，无不表现出福楼拜主观控制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