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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理念下音乐人才培养 　　摘要：通识教育本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教育理念，但在近几个世纪科技、经济迅速发展的冲击下，其重要地位被专业教育取代。音乐教育亦在这种大趋势下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也面临新的考验。通过对音乐人才的准确定位，本文提出三个通过通识教育促进音乐人才培养的方面，是为通识教育在音乐专业教育中实践做出的理论准备。 关键词：通识教育 音乐人才 知识结构 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本身源自19世纪，当时的诸多西方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学术分科过于专一化，导致知识结构被严重割裂，从而提出了通识教育的理念，意在培养出能够将不同知识融会贯通、学识广博的专业人才。20世纪以来，通识教育逐渐成为大多数西方高等院校的必修科目。1945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J.B.Conant）发表了著名的“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inaFreeSociety），其中提到：“通识教育所要保障学生具有的知识和知识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是为民主社会培养明达、有责任感的公民，主要关注共同标准和共同目的等问题。”“红皮书”还提出本科课程的八分之三为通识教育课程，其中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学科课程各占三分之一。 “通识教育”这一中文语汇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台湾学者根据generaleducation一词，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通”和“识”的解释翻译而来。然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通识教育的理念却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由人教育”，认为通过这种非技能式、非专业化的自由教育，可以培养人的理性和心智，有开启民智的作用。在古代中国，《易经》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中庸》中主张做学问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淮南子》中说“通智得而不劳”。古人一贯认为博学多识就可达到出神入化，融会贯通，通识教育可产生“通人”，或者称之为“全人”。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科技文化与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分化越来越细的不仅是社会分工，相应地也体现在学术分科上。理所当然地，专业教育也随之产生并蓬勃发展。至此，高等教育成为了传授专门知识的温床，并坚定地走向了纯粹技术化和功利倾向，这种发展趋势的代价则是人文精神的急剧衰减。针对大学教育过度技术化的诟病，我国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曾在本世纪20年代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观点，认为“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 所谓人才，指的是各种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并以自己具有创造性的劳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对历史进步做出贡献的人。而对人才等级的划分，则依据其贡献的大小确定。广义的人才是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骨干分子。狭义的人才，是指那些智能很高，贡献很大，影响深远的杰出人物。 音乐人才，通常被划分为“创作、表演、理论和教育”四大领域。借鉴上述史仲文《人才学》中对人才这一概念的解释，笔者认为音乐人才可以指具备相对完整、合理的知识结构，扎实的音乐基础知识和过硬的音乐专业技能，以及能够出色完成社会实践活动所必要的能力，并在各自的音乐领域中发挥自身才能积极参与到音乐事业中，以自己具有创造性的劳动，对音乐事业的进步做出贡献的人。 由此可见，人才必是不可与社会相脱离的，人才须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目前的音乐教育在培养音乐人才的课题上尚存在不容忽视的局限，面临着不可小觑的困境。正如有学者指出，学校对音乐专业学生的教育与社会需求存在错位现象。这乃是音乐教育领域最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对于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关系的严峻处境，学术界并不是没有对通往光明道路明确方向的共识——“21世纪就业岗位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有力冲击着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改革的进度，音乐教育专业也不例外。构建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合理的知识架构，使之成为综合能力较强、实用性较高的复合型人才，有效地增强学生毕业后在就业岗位上的适应性。” 我们可以联想到一个普遍的现象，现今音乐专业学生往往早在进入大学校门之前就已投身于对音乐专业技能的训练，有的甚至从幼年就开始在父母的安排下学习音乐。相对于大学中其他专业的学生而言，音乐专业学生在耗费多年光阴用功于音乐专业的同时，是否也付出了削弱对其他学科认知的代价？换言之也就是“通识”缺失的代价，而这代价又是否将会在以后的成才道路上带来阻力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我们都知道，学科的交叉融通会带来大放异彩的精神火花，会带来伟大的创新。缺少“通识”的音乐专业人才，必然在这方面会明显受到限制。然而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缺陷的存在同时意味着进步空间的存在。由于高等教育长久以来对通识教育的削弱，朝纯粹专业化和功利主义发展而造成的这种缺陷，如今恰是通识教育发挥作用，填补音乐教育局限性与社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