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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特殊国家关系现象 　　特殊国家关系现象在中国千年外交史上多次出现，什么是特殊国家关系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它对当代中国外交有哪些重要的启示？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总结中国千年外交的经验教训，做好新形势下的当代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主要有哪些特殊国家关系 所谓特殊国家关系是指将虚拟血缘关系，或者说家庭关系引入国家关系，导致国家对外交往不同于正常国家交往的情况。特殊国家关系是相对于正常国家关系而言的，虽然有人认为国家是放大了的家庭，家庭是微缩了的国家，但国家的家和家庭的家、国家关系和家庭关系毕竟不是一码事。在中国千年外交史上常常出现在国家关系中把虚拟血缘关系或家庭关系引进来的现象，且由此多次形成特殊的国家关系，历史上至少存在如下几种： 一是兄弟国家关系。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汉初年的汉匈关系。汉朝的建立拉开了汉匈争霸的序幕，当时汉朝初定，国力衰弱，匈主攻势，汉主守势。高祖被迫实行和亲政策，派刘敬前去匈奴缔结联姻和约，奉送皇族女儿冒称公主去做单于的阏氏，此外，每年必须给匈奴一定数量的丝帛、绸绢、粮食等物资，汉匈结约为兄弟之国，汉为兄，匈为弟。宋辽关系亦如此。宋朝在经济文化方面是世界一流的国家，然而在冷兵器时代，文明却往往敌不住野蛮的打击。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侵入宋境。宋真宗在宰相寇准鼓动下，至澶州督战。宋军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后，宋辽于1005年1月订立“澶渊之盟”，约定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 二是甥舅国家关系。例如，公元7世纪，吐蕃国王松赞干布派大臣前往大唐求婚，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吐蕃王向唐太宗称“臣”。自此以后，吐蕃王称大唐皇帝为舅。甥舅国家关系的确立曾大大加强了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藏的统一、繁荣和社会发展。在松赞干布和唐太宗去世后，为了继续发展甥舅国家关系，公元8世纪初，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第35代赞普（即藏王）赤德祖赞。赤德祖赞被誉为西藏三大贤王之一，他娶金城公主后，对唐使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三是叔侄国家或伯侄国家关系。最典型的是南宋对金国的关系，从“君臣”到“叔侄”再到“伯侄”。先后签订的三个条约界定了宋金之间特殊国家关系的三个不同阶段：1141年，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确定君臣关系，宋向金称臣，金册立宋康王赵构为皇帝；1164年，签订了《隆兴和议》，确定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叔侄关系，金主为叔，南宋皇帝为侄；1208年，又签订了《嘉定和议》，确定宋金关系为“伯侄之国”，金为伯，宋为侄。无论是君臣关系、叔侄关系还是伯侄关系，都是宋朝皇帝向金朝皇帝下跪磕头。 四是父子国家关系。后晋与契丹的关系是最典型的代表，34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45岁的后晋皇帝石敬瑭为子，尽管父亲比儿子还年轻十几岁。契丹是五代时期在我国北方出现的一个强大民族。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938年其子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趁着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契丹人在灭后唐、立后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原是后唐皇帝的女婿，拥兵一方，但他借助契丹的军力，推翻后唐政权，建立了后晋。 必须说明的是，特殊国家关系中有时包含着和亲关系，如汉高祖时的汉匈关系。但和亲关系不等于特殊国家关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在不同民族几个政权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以相互间的联姻关系，作为双方谋求并保证和平友好往来的纽带，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和亲政策的来由和实质。如果把它看成是屈辱或欺骗，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在唐开国之前，隋文帝杨坚先后将宗室女大义、安义两公主嫁给突厥可汗，又将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国夸吕可汗的儿子伏。同时伏也请以女备隋文帝后庭，但为文帝所辞却。由此可见，当时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联姻，并不是一件稀奇事。其实，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皇室间仍盛行联姻，由此带来复杂的亲戚关系。例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有9个子女，其中5个女儿分别嫁给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等皇族，4个王子迎娶的也都是王公贵胄。此外，维多利亚女王还与丹麦、挪威、西班牙、瑞典王室有血缘关系。可见，和亲曾是世界上流行的一种和平缔交方式。当然，中国古代和亲对不少公主本人来说，确实是个人不幸国家幸。例如，年方16岁的文成公主入藏仅9年，松赞干布便离世。作为松赞干布5位侧室中的最后一位，她在遥远的番邦生活了40年，孤零零地守了31年的寡，且没有子嗣。 特殊国家关系中的特殊现象 同普通国家关系相比，处在特殊国家关系中的中原王朝，其外交行为体现如下特殊现象： 一是一般来说，特殊国家关系的建立对中原王朝是无奈的选择。汉匈结为兄弟国家关系，宋金结为叔侄或伯侄国家关系，都是中原王朝经历战争失败之后不得不接受的一种暂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