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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约束、分工演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一个理论研究框架 　　摘要：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增长问题依然较大，这可能与东部沿海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有关。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一方面分享了分工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分工的低端定位导致中国出现资源的数量、成本利润、质量与环境等多重约束的特征。可见，多重约束、分工演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联系。对三者进行理论框架的构建，可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 关键词：多重约束；分工演化；区域协调发展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2-0073-06；中图分类号：F119.9；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当前，中国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增长问题依然严峻，这可能与东部沿海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有关。张少军、刘志彪（2008）认为，东部地区在参与国际分工时，由于处于分工体系中的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只能依靠低成本优势来竞争，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把中西部地区压制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的地位，从而抑制了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空间和转型可能的选择[1]。因此，在国际分工演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在经济上取得了高速增长，获得了分工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也付出了高额代价，由于分工的低端定位而导致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日益凸显，且呈现出数量、成本利润、质量、环境四重约束的特征，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也遭遇到更多瓶颈[2][3]。特别是在国际外部环境发生改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中国区域多重约束的动态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一部分以外资为主的代工者选择产业外移而非内地迁移的方式，进而导致国际区域分工的重新选择以及制造业回流等现象的出现，这将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4][5] 由此可见，在分工演化的过程中，多重约束的凸显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而需要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和构建。本文尝试在对现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从分工演化的视角，构建一个有关多重约束、分工演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对现有研究做一补充。 二、文献回顾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虽然现有文献对此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系列的成果，但总体来看，主要集中于多重约束、分工演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要素之间两两关系的理论阐述和实证研究。 （一）分工和区域协调发展关系的理论阐述和实证研究 在理论阐述方面，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早期的斯密、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分别从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要素禀赋方面对区域分工进行了阐述，并认为这种分工有助于实现区域的双赢。然而，普雷维什等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却认为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下，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两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是不平等的，外围国家实现的可能是悲惨式增长，这将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分工形式也开始不断演化，传统的国际分工实现了从产业间—产业内—产品内的一个历史性跨越，分工的内容不再拘泥于某一产品整体，而是深入到产品内部的某一环节，国际贸易也因此出现爆炸性增长，中国也借此机遇积极参与到国际分工当中，以分享分工所带来的利益。[6]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对这种产品内分工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也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其结论并不统一，至今仍存在着到底是单方受益还是双方受益的争议，其争议主要集中在双方的工资率、就业、环境污染等方面。 在就业和工资率方面，Arndt（1997）认为分工将同时改善劳动稀缺国和劳动充裕国的就业和工资率[7]，Samuelson（2004）等则认为分工减少了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岗位[8]，而唐东波（2012）从微观企业数据出发进行研究，认为与OECD等发达国家分工程度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我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而与亚非拉等低收入国家分工程度的提升，则会引起劳动力技能水平的相对下降[9]。 在环境污染方面，Dean（1997）等认为，出口贸易的爆炸性增长，会导致国内环境的恶化。基于此，国内外诸多学者认为中国在获得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巨额的贸易顺差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10]。党玉婷（2010）利用我国制造业的相关贸易与污染数据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11]。值得注意的是， 沈利生（2008）等在基于投入产出表基础上的实证研究认为，虽然对外贸易有助于污染减排，但减排速度低于贸易增长速度。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出口产品的排污总量依然在上升[12]。然而，张少华（2009）等的经验研究，却认为参与国际分工，能够促进清洁型贸易的发展，进而显著降低中国的环境污染水平[13]。戴翔（2010）也持相同观点，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