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乐会和《东方大乐》.docVIP

大同乐会和《东方大乐》 　　大家都知道，1929年郑觐文接受了柳尧章的建议，组建大乐队，随后改编大合奏《国名大乐》。卫仲乐、金祖礼、许光毅诸先生每每提及的也仅是《国民大乐》，何来《东方大乐》？我听见有“知内情”的人提及，明星影片公司曾为大同乐会摄制过影片《国民大乐》，并于当晚为大乐队全体拍了张照片，全体三十二人；还说，如今流传的大乐队照片是沈仲章先生（刘天华先生的二胡弟子）提供的。我以为，这些事情知情者未必很多，且夹有种种谬传，有厘清之必要。 首先谈谈这张照片的流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献资料损失惨重。金祖礼先生告诉我，当年许光毅先生问他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金先生就拿出了这张照片。许先生拿了这张照片，立马去找沈仲章先生。当年中国管弦乐团，卫仲乐先生是团长，金祖礼、许光毅二位是副团长，柳尧章、沈仲章二位是顾问，相互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沈先生拿到照片立即翻拍，因此得以流传。“文革”之后并无什么版权法，讲述此事也仅是为了正视听而已。 照片翻拍以后，当年健在的几位大同乐会的老会员进行辨认。由于许光毅先生所注出的人名及所用乐器为三十二人，后来著文常见“郑觐文组建了三十二人大乐队”的说法。 许光毅先生所注人名如下： 中坐执绰板者为郑觐文，左边鼓瑟者为罗松泉，右边奏七十二弦箜篌者为陈启凡。 第一排四把琵琶，自左至右分别为：尹逸夫、朱景化、陈叔陶、李明福。 第二排自左至右为：周自新（二胡）、王岚峰（弓胡）、戴永康（二胡）、郑馥荪（幢琴）、陈叔英（二胡）、许光毅（弓胡）、佚名（二胡）。 第三排自左至右为：佚名（阮）、金祖礼（阮）、蔡金台（大忽雷）、卫仲乐（大忽雷）、许如辉（大小鼓、小钟、卜鱼、大海锣）、冯建编（小忽雷）、郭豫立（小忽雷）、朱云深（双清）、佚名（双清）。 第四排自左至右为：朱云佛（低音管）、郑树荪（低音管）、陈济宏（排箫）、徐圭象（笛）、陈天乐（小编钟、云锣、方响、缶琴、巴拉打）、徐嘉祥（埙）、蒋荫庭（篪）、冯寅生（笙）、佚 名（直笛）。计三十二人。 假若你仔细比对检点就会发现，第四排为十人，许先生漏认一人。故而这帧照片所收实为三十三人。 这张照片摄于1933年4月9日子夜，是完成《东方大乐》摄制后所拍，目的是“以志纪念”。拍摄《东方大乐》时，郑觐文并未参与合奏，全体合影时，郑觐文方才执绰板居中。这部纪录片，是我国第一部民族乐队演奏的纪录片。 《国民大乐》的拍摄，蓄意已久。 1932年1月，国联发函，拟来华考察中国的文化情况。为此，当时教育部曾发文，要求大同乐会用仿制的古乐器演奏，并拍成有声影片向各国宣传。此事因时局动荡而未有结果。 此外，1931年中国政府就决定参加1933年在美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可是由于时局的动荡，1932年底中国政府撤销了这一决定。1933年1月，上海的商界决定以商界的名义参展，于是中国参加芝加哥万国博览会筹备处决定，将大同乐会制作的全套一百六十三件仿古乐器（弹弦乐器三十五种，拉弦乐器二十种，吹奏乐器四十三种，敲击乐器六十种，音律乐器五种）送往美国参展。当月，大同乐会委员会就此事开常务委员会讨论，一致认为，若把这套乐器送美参展而无人演奏，简直就是虚设的古董。因此，大同乐会委员会决定，将全套仿古乐器拍成照片，并拍摄大同乐会演奏纪录片送往美国参展。 任务下达后，上海商界还出资特为每个演奏员定做了一套哔叽演奏服。大乐队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2月，明星影片公司周庆云和张石川观看了《国民大乐》排练情况，4月6日又在明星影剧院进行了彩排，最后于1933年4月9日晚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开拍。这次开拍由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主持并致词。纪录片所拍内容十分丰富：除事先已拍摄了全套（一百六十三件）仿古乐器外，当日所拍的有郑觐文古琴独奏由《水仙操》易名的《海岛孤踪》，卫仲乐琵琶独奏《十面埋伏》，以及由卫仲乐领奏、九人合奏的《春江花月夜》，最后是三十二人大合奏。为了送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展，《国民大乐》易名为《东方大乐》（谱上的《东方大乐》曲名依稀可见）。纪录片拍摄完毕已是午夜，明星影片公司邀集大乐队全体拍照留念。郑觐文因患有手疾，除古琴独奏之外并未参加大乐队演奏，为邀集全体，加上郑觐文既为大同乐会主任，又是大乐队的创建者，故居中执绰板以“司节”。故而有人说“郑觐文创建了三十二人的大乐队”之说。 这批人员，后来多数都成了民族乐坛的中坚。 这个民族乐队的规模，就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了。乐队中所用的埙、篪、七十二弦箜篌，乃是郑觐文先生对古乐器的挖掘；五十弦大瑟上使用了“排码”和可使弦随意松紧的弦轸，是筝、瑟制作上的创意和突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郑觐文先生那崇古却又并不泥古的开拓精神。 纪录片拍成以后，原先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