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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职住分离演化机理和改善对策 　　导读：由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大城市进而都市圈的形成可以创造出丰富、多选的就业机会，这正是大城市具备更大吸引力的魅力所在。而人口扩张与就业扩张的不一致，使居民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距离持续拉大，加剧了职住分离现象。虽然目前尚无一个规划模式实现理想中的“职住平衡”，但诸如混合居住、产住一体、优化交通等策略，应该是当下的改善良策。 目前，中国的城市正处在市场转型和快速空间重构过程之中。由于经济发展和住房市场化的推进，城市内部的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郊区化或者新城建设产生的就业与居住的非对称，通勤距离和时间的增加，职住分离、空间错位等现象成了大城市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引发了城市以地价为基础的城市用地功能置换，而住房市场的发展，又使城市居民的居住迁移率和住房消费的市场化率都不断提高，进一步推进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工具的机动化，加速了就业-居住空间的分离。另一方面，政府对新城（如工业园区、居住区）的规划和投资，以及政策性住房的大批建设，也带来就业-居住在空间上的分离。 本文主旨是探讨大城市职住分离的机制、体制原因以及可行的改进办法。第一部分基于就业与居住的关系，讨论大城市空间演化的经济机制；第二部分讨论体制因素对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最后部分提出实现职住平衡的完善之策。 一、大城市空间演化机制的理论解释 国外最早对职住分离现象的关注，是基于对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大规模郊区化和城市空间重构的大背景，其中由Kain[1]发表的一篇关于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文章，引起西方学者针对一些大城市的职住结构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讨论，其中主要涉及空间不匹配、[2]职住平衡[3]和过度通勤[4]等方面。 （一）城市土地模式的演化 在城市经济学领域，与此有关的是对城市土地模式的演化——从单中心到多中心的研究。无疑，城市经济分析的主题是城市的土地利用，以及相关地租的形成机制与决定。最基本的研究城市的模型，是Alonso[5]在其著作Location and Land Use中首次构建的，作为对Von Thunen理论的改进，这是所有城市追求土地利用最大效用的必然结果。研究者把该模型称为单中心模型，是由于该模型中的城市呈圆形，其中心是CBD，所有的居民都在CBD工作，并且住在外围，他们的通勤呈放射状，即从任何一点都可以由直线而到达CBD。对于土地的利用来说，居民一方面由于居住而获得效用，另一方面由于通勤而花费交通成本，因而城市的扩张会在某一点达到平衡，形成边界。所有的土地都是租赁而非交易，于是地租的决定机制是土地服务的价格。居民作为承租者，他们所能支付的最高地租作为土地的竞标地租出现。竞标地租随着居住地与CBD的距离而递减。Fujita[6]证明了模型中土地的利用是帕累托最优的。还有人相继给出了模型的静态比较分析，考虑人口的增长，地租曲线会变陡，城市会扩张，居住密度会增加。有人研究了大跨度的地区和时间里的人口密度梯度，发现人口密度和人口密度梯度都会随着时间下降，这体现了城市的离散化。 很明显，单中心模型有与现实不相符合的地方。随着城市的成长，如果居民仍然都通勤到单一中心区，长距离通勤的居民不仅交通成本上升，他们的通勤还会造成交通拥堵，同时中心附近的地租会上涨，造成居民效用下降，这种种问题使得城市在单中心之外形成了许多副中心，吸引一部分原来通勤到CBD的人转而去那里工作。显然副中心隐藏在空间人口与就业的数据中，这里的“中心”的形成机理可以表述为：总的就业密度超过某一阈值，总的就业人数就会超过某一阈值。有研究者以每英亩最低就业总密度为10人、最低总就业人数为10，000人，由此推出洛杉矶有29个这样的副中心。还有研究者用1980年和1990年的混合数据发现芝加哥有15个子中心，旧金山湾区有22个中心。但是，阈值若稍加变动，“中心”的数目会发生很大变化，即它们对阈值十分敏感。例如，芝加哥奥黑尔机场附近有一个就业总人数为420，000人的大中心，但如果将阈值减半，这个大中心会分裂为五个小中心。研究者们都相信，多中心才是土地演化的核心特征。 Anderson和Bogart研究发现城市多中心化的结构变迁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厂商的随意蔓延。同时他们发现，不仅是子中心的分布，连子中心的规模亦符合等级大小法则。即使是在多中心的演化过程中，CBD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城市的中心拥有更高的就业密度，更多的就业人口，更多的商业和更高的土地价格。但离散化对CBD带来的冲击同样不容小觑。城市中心所占就业的比例已经不足50%，旧金山是47%，洛杉矶是1/3，芝加哥不到1/4。多中心模式伴随着就业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