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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开发区吸引FDI基础性优势探究 　　【摘要】通过对广州开发区建区近三十年以来在引进FDI所取得的成果及遇到的一些政府效能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的基础性优势由原来发展阶段的显性竞争优势转化为潜在的比较优势。利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对广州开发区所具备的基础性优势中的商业便利性有关政府效率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提升政府效能比较优势的建议，促进FDI引进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吸引FDI 基础性优势 政府效能 第一章 导论 一、选题的意义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工作，一直都是广州开发区政府工作的重心。然而，广州开发区在吸引FDI过程中，宏观经济背景发生了变化：原有重要的外资税收激励政策取消；工业用地资源紧缺；周边新兴开发区，尤其是国家级南沙开发区与增城开发区陆续崛起并积极参与吸引FDI的竞争；欧美、日本等主要投资来源地因经济或政治原因消减投资等。因此，立足于广州开发区的基础性优势，探讨在新形势下，应如何通过提升基础性优势中的政府效能，创造良好政府服务软环境，实现比较优势以便为继续做好吸引FDI工作创造条件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对于政府效率在吸引FDI工作中的作用，国内外研究者均有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J. Dunning）倡导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将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归结为企业专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变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东道国（地区）主要经济因素，主要表现在市场、资源和资产以及影响效率的各种因素；2）FDI政策框架及其他政策和制度因素；3）商业便利性的安排。此外，Wilhelms 和 Witter （1998）提出了“FDI适应性”（FDI Fitness）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个国家吸引、吸收和维持FDI的能力，他们认为，政府和市场的适应性是影响一国吸引FDI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前者包括投资与贸易的开放度、法律和政策及其执行、腐败程度、政府效率等。 国内众多学者对中国投资的区位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而对区位优势中关于政府效率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有：王小卒、徐立新和朱天（2012）在其共同发表的关于法制不健全下的外商投资研究中，分析了外商保护自身权益主要靠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软性约束，如声誉机制，因此提高行政效率、简化关系网络、摆出更诚恳可信的姿态，提供更好的经济基本面、会比单纯承诺优惠税率更有效。王焕祥、陆妙燕（2005）从FDI在全球格局和次国家格局中出现“双集中”的现象出发，提出并论证了东道国吸引FDI的二重优势：即基于国家层面的基础性优势和基于次国家层面的集聚性优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以及各国吸引FDI竞争的日益激烈，基于国家层面的基础性优势表现为一种比较优势，其吸引FDI的竞争力在不断弱化，但仍是集聚性优势的前提，较好的基础性优势和集聚性优势是吸引内流FDI最理想的竞争状态。赵祥（2009）在其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区位分布的研究中认为，政府的制度优化竞争涉及到政府运作、法律制度和中介组织发育等一系列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因素，我国各地区推行的旨在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的机构精简、审批权改革等措施对吸引FDI流入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一些固有的体制因素，各地制度环境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综合的制度优化竞争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针对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的区位优势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作为投资载体的广州开发区的角度出发，在借鉴邓宁（Dunning）的区位优势理论基础上，以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现状为背景，结合一定的实证研究结果，分析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的基础性优势，并对如何提升基础性优势中的政府效能提出建议。 第二章 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的基础性优势研究 一、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的基础性优势 （一）吸引FDI的基础性优势的内涵。 邓宁（Dunning）关于FDI的区位优势因素主要包括FDI政策框架、经济特征和商业便利性三大部分，这些优势因素在东道国（地区）吸引FDI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及其绩效，就是东道国（地区）吸引FDI的最基本的因素，即是基础性优势。基础性优势包含了东道国（地区）吸引FDI的基本优势因素。这些基本优势因素在FDI的区位优势因素中的权重，根据FDI主流理论、FDI实践和世界各国的经济一体化趋势来看，其重要性顺序应为：经济特征、FDI政策与商业便利性。 因此，对于市场寻求型FDI、效率寻求型FDI与资源/资产寻求型FDI这三种经济特征类型的FDI的投资动机选择确定时，FDI政策框架与商业便利性这两项基础性优势，是东道国（地区）政府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因素。在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