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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看现代音乐教育孔子是我国古代众所周知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位卓越的歌唱家、演奏家和作曲家。相比孔子博大恢弘的教育思想体系，反映音乐教育思想的论著篇幅不多，但其所占有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孔子是从研究周礼入手，找到了自己理想社会的基石。在孔子看来，“礼”是社会秩序行为规范的外在形式，只有一切都按照“礼”的形式去做，“道”也就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最高境界才得以实现。而乐是礼的具体体现：有什么样的礼，就有什么样规模的乐。所以孔子对“乐”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穿越时光的隧道，经典的光芒照耀百代，现代的音乐教育仍然可以从孔子那儿获取宝贵的教益。 一、音乐与修身的内在关系 孔子认为，一个人才的成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有了文采和思想的修养还不够，还需要加上音乐方面的修养，才能算是一个完人。音乐是人的精神修养的最后完成阶段。 儒家音乐理论著作《乐记》是《礼记》49篇中的一篇，开篇便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于戚羽旄，谓之乐。”意即人心受了外物的感动，就有对于外物的知觉；由对于外物的认识而对外物产生喜怒等情感；人有了不同的情感，即会发出高、下、清、浊不同的声；不同的声在一定的规律之中配合变化，就成为音。用乐器奏出音，并且配上舞，就成为乐。 人对于声、音、乐的感知自然有所不同，由此而形成了三个层次：感于外物而发出不同的声，这是人和禽兽所共同的。音是人所特有的，乐则是文化更进一步的产物。按照《乐记》的观点，人心受外物的刺激而有一定的情感，由一定的情感而发出一定的音、声，反过来也可以用一定的音、声使人有一定的情感，这就是乐的教育功用。同时又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强调了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但知声、知音、知乐三个层次，彰显了音乐修身的重要性，因而《乐记》说：“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正是由于儒家教育思想的文化传承，初汉重修礼乐，视为国家大事。而为了通过音乐达到修身以成为君子的目的，两汉文人奉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的信条；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温柔居中”表现音乐，在他们这里既是道德修养的准则，同时也是艺术修养的准则，从认识上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深化：对于道德修养，从“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从“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到“不骄不溢，好礼以畅其意也；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乐道而不失其操”，都对道德修养做了细致的规范。 尽管对作为“仁之和”的乐的认识，也在岁月流逝之中接受了“崇尚自然”、“无为而治”、“无私无欲”和“琴道合一”的道家思想的融通，但政治风云的变幻，更促进了魏晋文人通过抚琴自修进入精神高贵、言行风雅境界的努力。国内学者之所以注意到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原因在于这正是孔子“成于乐”的教育思想出现极具个性化发展特性的重要阶段，不仅琴家多出而且研究极深，并由此产生出诸多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琴境合一”、“弦外之音”等多种琴艺主张，更加丰富了通过音乐和琴艺达到修身完善的内容，促使儒家所主张的学琴修身思想走向文人与琴建立起极为独特的“合一”关系，琴艺对音乐的诠释也达到有史以来的峰值。当然，综而观之，孔子所主张的“成于乐”达到修身的根本宗旨并未发生改变。 隋唐以降而至明清，“成于乐”的思想一脉相承，鼓琴之艺在“琴、棋、书、画”四艺中依然是中国文人的最高修养之首，弹奏古琴已成为文人修身养性通向“成于乐”的重要途径，甚至被视作“成仙”之途。然而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发端于孔子的“成于乐”论，潜移默化地驱使人们自觉顽强地以音乐作为最高的修身之道，并使得许多优秀的封建士大夫成功地完成了修身角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力量。 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无疑为现代音乐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文化支持。其实即使在当代民间钢琴教育过热，媒体呼吁降温之时，国内音乐教育的有识之士仍然坚信音乐是现代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量尺。著名钢琴教育家但昭义就认为，钢琴教育的本质是素质教育，借用名家的话来讲，“音乐就像面包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人类的生存需要音乐，人类的情感需要音乐，人类需要在音乐的美感中抒发情感，音乐的美和敏感性，也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因而音乐也就成了最能在人们心灵中发生作用的艺术。 目前，生命科学研究已有充分依据就歌唱对于人体精神和身体健康的种种好处作出说明，同时证明早期音乐教育有助于青少年的智育发展，证明人之所以“成于乐”的道理。比如，人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