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视角解读电影《赛德克·巴莱》.docVIP

从符号学视角解读电影《赛德克·巴莱》[摘要] 符号学作为一种媒介批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文本分析中，格雷马斯的矩阵分析，关注系统内部的深层结构，借助格蕾马斯的叙事理论分析影片《赛德克·巴莱》，能帮助我们了解叙事文本中的一些隐性含义，感受到深藏在悲剧之下的壮丽。 [关键词] 符号学 表层结构 深层结构 《赛德克·巴莱》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3.021 《赛德克·巴莱》是台湾新代导演魏德圣所执导的史诗级大片，2012年5月份该片在内地上映。影片是以台湾原著居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在日据时期，长期居住在雾社山区的赛德克族迫于日本人的武力镇压，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与信仰，最后赛德克族人在首领莫那鲁道的率领下发动起义。 电影是一种最直观的叙事文本，对文本进行符号学分析就是将文本各要素视为符号，在文本的内在系统中讨论符号的关系，从而确定文本的意义。“符号学分析以一种有趣而富于启发的方式应用到每一种事物之中，从广告、玩具和建筑，到电视、食品和时尚，不一而足”。[1]本文试图从符号学理论出发，结合叙事学的研究方法来对电影《赛德克巴莱》进行结构分析，揭示电影深层的语义内涵。 一、符号学分析方法的简单梳理 符号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在索绪尔和皮尔斯两位先驱的倡导下，符号学逐渐成为一门系统的批评理论。广义的符号学包括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是一种宽泛的理论概括。俄国叙事学家普罗普开创了叙事结构研究，他研究了一百多个民间故事，发现其中许多故事都有相同的结构形式。所有的童话，就结构而言都属于同一种类型。后来的结构主义理论家致力于叙事规则具体化的探讨，例如布雷蒙、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等，其中格雷马斯成为法国符号学派的先驱之一，他在普罗普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系统的可用于叙事文本分析的符号学理论。 格雷马斯将话语结构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外显结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2]外显结构是语词层面的，是话语的外在形式，主要考查的是能指和所指以及文本各要素之间的联结。表层结构指的是“一套符号学语法，它把有可能出现在外显层面上的内容组织成有次序的叙述形式”。[3]格雷马斯在总结了普罗普的31种民间故事功能的基础上，把行动模态划分为四个，即产生欲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和得到奖赏。这四个阶段是具有逻辑关系的，其中实现目标是它们的核心。深层结构是意义指涉系统的整体形态结构，“形态是由义子组成的内在世界，而其句法即组织形式则是意指活动的基本结构。”[4]句法也就是话语的深层语法，在此方面的研究中格雷马斯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这种矩阵是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组织形式，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发生出来并不断向周围辐射形成一个意义的连续统，“它定义了个体和社会的存在本质”。[5]下面就以电影《赛德克·巴莱》为例，从符号学视角分析其叙事结构。 二、《赛德克·巴莱》的表层结构分析 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将文本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指的是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包括产生欲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和得到奖赏四个部分。实现目标是核心，“是指一个使状态发生转换的行为，实现目标有两种类型即从拥有到失去或从没有到拥有。”[6]若要某一行为使状态发生转换，那么这一行为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要想实现目标仅仅有能力还不行，还要有一个推动者，欲望的产生是发送者对施动者施加影响，从而说服施动者完成某个动作。之后再判断目标是否完成，即获得奖赏阶段。接下来我们按照格雷马斯的行动模式理论来阐述《赛德克·巴莱》的叙事模式。 第一部分：产生欲望。故事叙事结构通常都是从一个四平八稳的局势开始，接着是某一种力量打破了平衡，由此产生不平衡的局面。影片开始于甲午战后，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台湾原著居民传统而原始的生活方式，在日本人的武力统治下，赛德克族人失去了猎场、被禁止纹面和出草，故事由此产生了一种缺憾，这种缺憾造成了一种不平衡的局面。日本人欲在台湾实行长期统治，试图用“文明”去教化野蛮的原著居民，日本人的一厢情愿违背了赛德克族人的信仰、习俗，山地警察的压榨和欺辱让族人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抗的欲望已经在赛德克人心中点燃。 第二部分：具备能力。为了实现目标，主人公还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能力，或者说是寻找各种有效的方法和手段。真正让赛德克族人具备反抗能力的是他们的祖灵信仰，他们相信灵魂不灭，只有成为真正的赛德克，也即是成为“真正的人”，死后的灵魂才能通过彩虹桥来到祖灵的身边，得到祖灵的保佑。莫那头目一直在筹划着起事，他常年收集火柴来准备起事用的火药，起义前联络各部落并游说他们参战，最终得到了荷戈等五部落的支持，参战的青壮年有三百多人。影片中具备辅助功能的还有日本警察花岗一郎和二郎，他们是赛德克人，但是从小就在日本教育下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