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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探析摘 要：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是由农民分化而来。由于农民工既未彻底脱离农村，又未完全融入城市，致使他们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外成为一个具有边缘身份特征的群体。而他们模糊的身份，又使得他们的体育权利纠缠于农村与城市社区之间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以至出现农民工体育权利的严重空洞化，而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的缺失无疑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通过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以及借助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确立的相关问题作出了探讨，并进一步阐明了造成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缺失的原因，最后提出了解决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问题的单位体育思路。 关键词：农民工体育；阶层；责任主体；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G81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I)07)02―0167―03 1　农民工的界定 李培林认为：“流动民工”的流动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其他收入较高的职业阶层流动。显然，李培林是从流动的特征角度对农民工作了社会学的描述。朱力认为以往的农民工定义“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口仍然是农业户口，户籍在农村，有承包田，身份还是农民，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不享受公费医疗等劳保待遇。离土又离乡，在城市的厂矿、机关、企业、商业、服务业劳动”较为清晰的反映出了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农民工阶层有一个明晰的农民身份标签，但是没能相应的反映出农民的职业特征，只是模糊的描绘了一个跨度较大的农民工职业范围。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在综合其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四个层面去认识农民工，认为界定农民工应以以下四个层面入手：一是职业；二是制度身份；三是劳动关系；四是地域。农民工的概念应为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根据以上几种不同的农民工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最为普遍的特征有两点：一为身份，农民工为农民身份；二为职业，农民工为受雇于人的非农从业者。 2　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缺失 2．1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为发展农民工体育的责任主体? 在社会转型后，农民工群体不断发展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阶层，他们基本上离开了农村，大部分的时间居住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无论是从职业角度还是从居住地域角度或是从生活方式角度分析，农民工都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他们属于新型的工人阶级群体。从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及开展体育工作的实际出发，他们的体育权利应当由城市来保障，但是使这种理论存在争议的依旧是他们农民的身份问题，城市不愿意承担发展农民工体育的责任。吕树庭先生把这种断定农民工体育权利与义务归属两难的局面表述为：流动人口，是城市社区的新课题，还是农村体育的新课题。吕先生的一番话别具意味：“流动人口”是城市社区体育的新课题，还是农村体育的新课题?孰是孰非，还是各执其理。如果从“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社区体育的挑战来看，“流动”人口似乎应是城市社区体育的新课题；如果从农业户籍人口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似乎应是农村体育的新课题。但如果我们再放宽一下视野，从未来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角度、从城乡生活方式趋同与融合、从城乡体育在不断融合中走向一体化的趋势来看，“流动人口”既是农村体育的新课题，也是城市社区体育的新课题。 2．2农民工体育是由国家买单还是由农民工自己买单?长期以来，人们把体育当作纯粹的公益事业，于是国家成为向全体国民提供公共产品的绝对主体，国家负担了体育发展所需的全部费用。这种模式曾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人们体育需求不断趋于多元化，体育发展成本不断增加，由国家单方面投资体育，提供体育产品的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当前的体育需求，于是人们开始质疑体育产品全部由政府提供的做法。 借助于产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体育理论界开始了对体育属性的激烈探讨。公共部门经济学认为，一项活动属于公益还是私益关键看其产出的产品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如果产出的是公共产品就是公益活动，相应的提供这类产品的部门就应该是政府；如果产出的是私人产品就是私益活动，相应提供这类产品的部门就应该是企业。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的群众体育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非营利机构提供的准公共性产品和各类体育市场提供的私人产品三个部分。韩丹先生根据文化结构的模式，提出我国体育应区分为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体育事业基本属于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是指促进人的全局素质的提高，推动社会进步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所必需，而又不能依靠市场运做以求生存和发展的那些体育部门和单位，体育产业是指那些以企业形式进行经营活动，以获利为目标的单位或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