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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起源、变迁以及制度及行为之间关系摘要：作为学术前沿的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重新确立了以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主要流派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不同的分支在哲学基础、前提假设、认识论、方法论以及适用领域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制度的起源、变迁以及制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对新制度主义的主要分析路径的基本观点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它们的对话空间，对把握整体的新制度主义，构建统一的理论分析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制度起源；制度变迁；制度与行为；新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路径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分析路径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本文主要从制度的起源、变迁以及制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角度，对这三种分析路径进行比较分析，把握它们的主要区别。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制度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的界定各有不同的侧重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把制度界定为决策规则和某种关系结构，“一种表现为外衍性约束即既定的外衍性博弈形式，第二种方式则是类似于博弈方式的选择机制”[1]是避免出现集体困境出现的一种基本手段。这种制度是经人们同意后协商而建立的，参与者在行动时能够自觉地接受，它是人们做出选择的稳定手段。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界定比较宽泛，“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等，它们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主体”[2]，即制度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非正式的规范以及惯例等。而相对于前两种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的界定更加宽泛，它打破制度与文化的界限，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还包括符号系统、认知模本和道德模板等以及与之有关的知识等。 从以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种分析路径对制度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制度不仅包括静态的一般规则，动态的规则制定过程，还包括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和习俗，甚至包括同文化或组织密切相关的要素。[3]第二，三种分析路径相比较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范围最小，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范围居中，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范围最大，所以，在研究视角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适合于微观制度视角的研究，历史制度主义适合于中层制度视角的研究，社会学制度主义适合于宏观制度视角的研究。 二、制度的起源与变迁 在制度的起源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建立起了精巧的制度起源模式，集中关注某些制度的执行所发挥出来的功能以及所带来的好处，他们以理性人的假设作为前提，采用演绎或博弈方式假定行为者为了特定目的而创设制度。这就解释了制度能够在存续上具有很大的潜力的原因，主要是制度使现代组织保持理性而高效率。但是理性制度主义者对制度起源的解释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它必须在一个有限的特定的情景中，正如在立法机构或某些国际会议的环境下。历史制度主义者倾向于把“观念转化”看作是形成制度的来源，他们认为当观念被人们接受并被转化为一种组织结构形式时，制度就得以产生了。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制度来源于人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适宜性逻辑”，即“在个人行为与制度之间确立了一个价值标准，人们所处的制度环境包括正式规则、习俗、典礼和惯例等为人的行动提供了意义框架和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 在制度的变迁和设计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对于某种模型分析来说是一种外在因素，当这种模型出现问题不能解释公共政策的某种结果时，这时制度才是重要的。所以制度的变迁是源于制度本身的失败，即现存制度不能满足对现实的需要才发生变迁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注重制度的设计，他们认为制度的变迁来源于制度平衡被干扰或破坏，并且这种变化总是与环境有关，制度变化依赖于环境的变化，强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是某种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的产物，制度的存续是因为它适应了某种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而带来的合法性。虽然制度不是对环境的被动反映，但制度也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反对有目标地理性地设计制度。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对制度起源和变迁的解释的基本视角却并不一样：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的是既定的制度对于理性行为的约束作用；历史制度主义则一方面强调制度对于行为的塑造，另一方面又在强调制度对于既定社会规范的选择和过虑；社会学制度主义所关注的是既定的社会规范对于制度的形成和行为选择的重要作用。在制度变迁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关注的则是制度形成和变迁过程中行为的作用；而历史制度主义则比较关注制度自身的生成和变迁规律；社会学制度主义关注的是一定的政治制度所内化的社会规范成份。 三、制度与行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