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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而变 重塑新媒体时代杂志灵魂 朱学东，男，现为《中国周刊》杂志总编辑。曾任《南风窗》总编辑、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董事、传媒杂志常务副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信息早报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工作人员、北京印刷学院教员。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多次参与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传媒方面相关课题的研究。 编者按：《中国周刊》是由共青团中央主管的综合性新闻杂志，旨在报道中国、引领舆论、重塑价值。以推崇独家的报道、独到的视野、独立的观点和独特的报道为办刊风格，强调原创性、权威性和可读性。“我们提出的是社会的记录者，触摸活的中国，记录行进中的中国”，这是朱学东总编对刊物的总结。《中国周刊》以敏锐的传媒视角和独特文笔，以故事化解读的方式从个体角度，看时代命运，分享个人在中国社会中努力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示了一份期刊的社会价值及一位资深传媒人的社会责任感。前不久，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请他为读者讲述其独特的杂志经营之道和《中国周刊》独特魅力。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朱总编，您好！欢迎您做客我刊“前沿访谈”栏目，在目前纸媒被新媒体冲击的时代，是什么信念促使您毅然决定办这样一本纸媒？能否为读者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周刊》的创刊背景呢？ 朱学东：实际情况是，2009年初，我辞去南风窗总编一职，回到北京休养。当时《中国周刊》的筹备者京华时报前总编辑朱德付先生找我一起参与《中国周刊》的改造。朱总认为我的职业履历和对杂志的理解比较好，在负责在《传媒》杂志和《南风窗》时，表现也还算不错，加之我们原来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一听说我辞职回家了，就立即找到了我。 原本做过《南风窗》之后，我对做同类杂志兴趣不大了。但因为三个原因，让我动了心，一是这本杂志的名字叫中国周刊，二是有机会跟朱德付一起合作，三是做中国周刊，相当于创建一本新杂志。所以，下决心就做了。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影响越来越大，国内的变化更大，但中国媒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国内的社会生活中，都还比较小，更不用说在世界上有话语权了。中国需要新的媒体，新的声音，需要与新的变化相匹配的媒体，这也是我们接过中国周刊改版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我们希望做一本适应现代社会、有世界视角中国立场和深度的杂志，至于能不能做到，这取决于我们社会的开放程度，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却未必由得谋事者。 至于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当时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其时，技术进步在传播领域带来的影响还不昭彰。我们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变化，杂志媒体在中国还有上升空间。 坚持做一份严肃的、有温度的、有思想的、有尊严的、有价值的和能够盈利的中国周刊已经三年多，三年多传播技术尤其是即时传播技术攻城略地，改变了传媒业生态和格局，引发了诸多重大的变化，但我却越来越发现严肃杂志能够提供深度阅读的严肃媒体的成长空间，正在显现。就如中国周刊遭遇的压力来看，目前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而是表达欲望与表达空间、同业竞争中不规范竞争劣币驱逐良币的压力，而不规范竞争更形成了恶性循环。相反的是，传播技术的进步，反而惠及了中国周刊这样的杂志，让它冲破了受制于出版周期、受制于资金投入的劣势等因素，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和话语优势。 2005年经济学人曾经作过一个判断：“传统媒体的巨人正在倒下，原因值得关注，但不必惊慌。”这也是我观察中国媒体后认同的判断。关键是真正认清形势，然后选择坚持什么，改变什么，因时而变，而不是心理上的自我打压。 记者：《中国周刊》主要解读个体命运，把个体置于时代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讲述个体挣扎奋斗的故事。这需要很准确地把握报道的深度、广度，您可否谈谈贵刊是如何把握这种“度”的？有什么标准吗？ 朱学东：国家社会由个体组成，唯有个体成长，国家才会进步，社会才有发展。每一个个体都代表着一个活的中国。与过去我们媒体习惯的宏大叙事或者概念化抽象化的报道相反，我认为只有在鲜活的个体身上才能触摸到活的中国的精神和灵魂，才能发现中国社会走向未来的真正动力。所以，我们更愿意通过每一个个体，个人、企业、学校、村镇、城市和社会组织等等，通过它们在大变革大转型时代跌宕起伏的命运，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折射中国社会的变迁，表达我们的情感和关怀。我称之为“触摸活的中国”，只有在鲜活的个体身上，我们才能触碰到这个国家蹒跚前行的伟大力量和精神内涵。 中国周刊寻找这种个体故事的标准，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中国故事，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或具传奇性，或具荒诞性，或具典型性。 其次是这些故事具有一定的延展性，这种故事的发生，不是简单孤立的事件，不只是猎奇，而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有更深的逻辑。不是随便找两个人两个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