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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柴静面对面地衷心交流 　　“我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10多年前，初出道时，这句简短的介绍，似乎正暗合了柴静之后一贯的风格：温柔，犀利——“非典”、汶川地震、“两会”报道、北京奥运……每个危险、重大事件现场，都有她瘦弱文静的身影。自杀的孩子、虐猫人、艾滋病患者、药家鑫父母……她关心、尊重新闻中的每一个人，冷静而客观地探询被无知和偏见遮蔽的事实真相。 2012年岁末，她将在央视10年的经历，凝结成一本20余万字的《看见》。透过这本书，柴静想说的是，采访是人与人生命的往来；她想做的，是给父母一样的百姓真正需要的节目。 2012年12月23日，柴静来深圳中心书城签售，记者趁机采访了她。她依然围着那标签式的围巾，蓝色的牛仔裤配上黑色的外套，简洁而利落。整个人看上去比电视上清瘦，但一双黑亮深邃的大眼睛依然，记者想她这双眼睛兴许就是为了探寻真相而生的吧。一落座，就开始提问，没有丝毫拖沓！ 别以为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炎黄世界》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者”）：2012年12月15日，你的新书《看见》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白岩松来了，崔永元也来了。这两位“名嘴”，是你进入央视的引路人吗？ 柴静：引路人不是他们，是已故的著名制片人陈虻。 记者：据我所知，你大学学的并不是新闻专业，怎么进入央视的？ 柴静：2000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突然打电话约我合作一个节目。当时，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一边主持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每周录一次，很自在。 一见面，陈虻就问：“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哟，中央台的人都这么牛么？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我早就有过了。”陈虻笑了笑，说：“如果让你来做新闻，你最关心什么？”“关心新闻当中的人。”陈虻吸了一口烟，说：“那你来吧。”“我不去！”我脱口道，“体制内的工作，我干不了！”陈虻按灭烟头，说：“这样，你来参加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记者：那个年会你去了吗？ 柴静：去了，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当时正赶上他们“分家”。年会上，放了一个片子，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也要，手纸也要……”新闻部中心主任李挺被大家哄抢钱包，钱包抛向空中，红艳艳的一百块，飘呀飘，飘到了我手中。嘿，这个地方好，有一点颠覆和自嘲的味道，我喜欢。 记者：刚进央视，镜头前的你，短发，双手紧紧握着话筒，对采访对象发出连环式追问，似乎很喜欢那种短刀相接、快意恩仇的新闻江湖。 柴静：那会儿，我会炫技——你看，我的问题多漂亮，我把对方问倒了，我赢了。有一个新闻，两名青年骑自行车飞越长城，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我问：“你们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生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在炒作？” 录完后，同事说：“哟，挺尖锐的呀！”我挺得意。没想到播出后，报纸上有人评论：“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网友写道：“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陈虻怒斥：“问你妈和你妹，她们心目中的新闻是个什么样？别以为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记者：问题出在哪儿？ 柴静：后来，再看这期节目，发现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嘲讽。节目满满腾腾都是杀气，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从道德上去批判他们。 记者：怎么想去改变？ 柴静：之前我工作中没有受过什么挫折，但是做电视，—一下就懵了。你不要指望谁会教你。如果不能生存下来，那你就熄灭吧。回头想想做新闻要没有这个劲也不行，这是必需的。 我那时候很勤奋，采访前花很长时间准备。编片子经常编到凌晨三四点，然后送到台里。我是临时工，进不了大门，只能请导播到大门口来接带子。我住18楼，回去太晚电梯停了。好不容易爬上去，编导打来电话说带子有问题，你又得再下来…… 记者：很快，发生了“非典”。当时，你是主动提出去采访吗？ 柴静：对，很想去，摆出一副“我就要去做这个采访，我已经在这了，你看着办吧”的态度。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将来小孩问我：“妈，你是记者，非典的时候你在干吗呢？”“宝宝，我在看电视。”这怎么交待呢？ 记者：不怕被感染吗？ 柴静：顾不上害怕，太兴奋了。有一天都认为自己感染了，早上起来就感觉发烧。我想反正感染了也要去医院，那就去，结果没事。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感染了。 记者：在”非典”的报道中，观众看到了你的改变，客观又不失人情味。听说你还流泪了，是因为一件什么事？ 柴静：明27日，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护士王晶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