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支农投入和农业技术效率省际差异-1995～2011年.docVIP

地方财政支农投入和农业技术效率省际差异:1995～2011年 　　摘要：运用参数法中的随机前沿分析法，结合我国1995—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选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作为代理变量，分析地方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投入对于农业技术效率以及农业产出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财政支农投入差异是我国各省市农业技术效率差异的重要根源之一。但鉴于目前我国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上严重倾向于中央财政，不少省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很有限，财政支农投入的数量、结构、区域分布等方面都亟待调整和完善。 关键词：地方财政支农投入；农业技术效率；农村公共投资；随机前沿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9-0030-06 一、引言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这能够从社会分工的演进过程、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等方面得到体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例，1978—1984年的年增长率为7.1%，1985—1995年为4%，1996—2000年为3.4%；党的“十六大”以来，从2004年到2012年的中央九个 “一号文件”对强化农业基础、推动农村发展、富裕农民生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01—2011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速，达到了令人瞠目的9.6%。 对于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巨大变化，学术界给予高度关注，从不同角度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探寻原因，通过大量实证分析发现，除去农产品价格改革、农业要素投入增多等因素外，制度因素对于我国农业发展成就具有突出贡献。比如，McMillan et al.研究发现，在我国1978—1984年的农业增长中，八成来自于制度变化，只有少部分是农产品价格改革的原因[1]。林毅夫在其经典文献中，创造性地将“参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比例”作为制度变量，发现我国同期农业增长来源中的制度与政策变化所占比例高达94%[2]。但是“制度变迁决定论”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挑战。比如，Fan Pardey估计了加入农业科研变量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结果表明农业科研投资显著提高了我国的农业生产率；换言之，如果不考虑农业科研、农村道路等公共投资变量，那么对于农业增长源泉的分析就显得偏颇，很可能会过高估计制度的贡献[3]。基于此考虑，Huang et al.在供给方程的框架内研究我国粮食增长的源泉并发现，农业科研投资在1978—1984年对我国水稻和经济作物产量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3%和18%；在1984—1992年，前者上升到11%，后者则降至11%[4]。彭代彦则通过分析化肥、农药、种子等现代农业投入的角度，研究传统农业投入对于农业增长的作用并发现，对于农村道路、农村卫生方面的投资减少了农业生产支出，促进了农民增收，而对于农业科研、农技推广等方面投资则增加了农业生产支出，抑制了农民增收，可能原因之一是我国农技推广服务的收费过高[5]。 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农业用工成本、农资成本等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6]，所以尽管农产品价格上涨，但从事农业的收益增长并不明显。农业生产的高成本对农业发展形成明显抑制，所以通过何种途径减小成本上涨对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冲击，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共同焦点。Teruel Kuroda利用1974—2000年的菲律宾农业数据研究表明，农村基础设施是农业劳动与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等生产资料的“替代品”，而且政府与私人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上的“互补关系”高度显著。换言之，政府增加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收益，促进农民增收[7]。学者们的研究已充分证明，制度因素对农业增长有重要作用，然而制度变迁有间歇期，在制度相对比较稳定的时期，各种农业要素投入就显得更加重要，这既包括农用耕地、农业劳动力、农药、化肥、种子等常规性投入，还包括政府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 关于政府公共投资与农业发展之间关系的国内外研究很多，例如朱晶[8]、尹文静[9]等。这些研究要么是研究农业公共投资或财政支农投入对粮食安全、农业产值的作用，要么是分析财政支农投入对于农民生产投资的效应，然而缺乏对于财政支农投入影响农业产出路径的分析。究竟财政支农投入是通过提升农业技术效率实现农业产出增加，抑或是通过纯粹的资本投入实现农业产出增加，这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显然，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农业公共投资、农民集体与农民投资等。由于资本的逐利特性以及农业的自然特征，农业外资的数量还相当有限，且波动剧烈；受到“黄宗羲定律”的长期影响，农民集体与农民投资农业的信心尚在恢复，因此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