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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搜寻外部董事选聘探究 　　【摘 要】 外部董事制度是国有企业董事会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中央企业到地方国有企业都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外部董事制度已经在国有企业中得到深入的推广，但是该制度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外部董事的选拔与聘用是关键所在。近年来，对于外部董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部董事职责的界定、考评与激励方面，作为外部董事制度最为基础的选聘研究较少，文章旨在结合信息搜寻理论，通过建立外部董事搜寻模型，研究外部董事的最佳人选、搜寻成本和最优搜寻次数，对现行的外部董事制度提供参考与建议。 【关键词】 外部董事； 信息搜寻； 选聘 一、研究背景 2004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公布了第一批试点的7家企业，在随后的几年，中央企业引入外部董事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各地方国资委也纷纷效仿，在所属国有企业中推进外部董事制度。外部董事作为国资委①选拔和委派到企业的代表，对国资委负责并由国资委进行考评，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知识，为企业的决策提供建议和约束，同时外部董事的引入可以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外部董事制度的引入是为了改变独立董事既不“独立”又不“懂事”的局面，从选拔实施来看，基本做到了“外部”，但并非全部“懂事”，这是由于外部董事的选拔对象主要是退休公务员及企业领导人和知名学者，尤其是退休公务员和企业领导人，他们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但缺乏企业经营及战略知识。2009年10月13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这被看做是对外部董事制度的一次重要补充和完善。通过设立专职外部董事，要求其不在其他单位任职，专职服务于任职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的引入，可以使外部董事充分了解该企业，专心服务于该企业，但是在任职的过程中，有被同化为专职管理人员的风险。因此选拔满足企业经验战略和监管需求的外部董事，成为当前外部董事制度重要并且迫切的任务。 几乎所有的决策过程都离不开对信息的分析，信息搜寻是实施有效项目管理的前提（王宇宏、蔡晨，2001）。外部董事搜寻模型的构建，是在满足“外部”要求的基础上，更加满足“懂事”的要求。目的在于找到最佳的外部董事人选，满足对企业监管的要求，使外部董事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 二、文献回顾 国外文献中外部董事包括外部非独立董事（灰色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也就是说外部董事的范围大于独立董事的范围，外部董事的目的就是提高董事会对管理者的监督。外部非独立董事由于与公司有相关的联系， 很难做到公正独立地监督管理者，协调内部董事，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一般所说的外部董事主要是指外部独立董事。但是现阶段，国有企业中外部董事的概念与国外文献中外部董事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外部董事是由国有企业的监管机构负责选拔，并委派到企业中，协助企业制定和落实经营发展战略，监督和促进企业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发展和经营，属于中国特色的外部董事制度。 殷大卫（2008）通过外部董事产生的动因、外部董事与公司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关系的制度界定等方面，比较西方有关国家外部董事制度（主要包括美国、日本），对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对策，尤其建议加强和完善对外部董事制度。近年来，对于外部董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部董事职责的界定、考评与激励方面。朱林兴（2008）认为独立董事存在“花瓶”问题，仅仅作为企业的摆设，并未发挥真正作用，建议从深化改革、科学界定立场、创造良好条件、强化董事会建设等方面实现外部董事作用。安林（2008）认为对于外部董事来说，不能仅依靠参加定期的会议对企业进行作用，应根据各自专长进行对口安排，分别监督企业中与自己专长相仿的工作，履行作为外部董事的职责。孙■、杨有红等（2011）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结合我国国情，构建国有企业外部董事激励机制的博弈论模型，用以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外部董事激励的特殊问题。周评、杨丽伟（2012）对上海市试点外部董事考核评价现状进行调研分析，指出外部董事评价体系中评价内容、评价主体和方法以及评价结果运用方面都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提出评价内容要体现岗位要求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并就如何提高评价结果的有效性提出了对策。王平、刘秀清等（2011）利用委托代理理论与博弈论，在充分考虑企业战略形态、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结构影响的前提下，构建企业董事会最优结构模型，探讨最优董事会结构与董事治理效率的相互作用机制，进一步完善现行的董事会治理机制。李秋蕾（2010）对国资委规范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制度进行评析，指出外部董事在任职条件、选聘方式、间接支付、退出机制、监管手段等方面都有创新，但专职外部董事独立性界定、人数要求、工作评价和薪酬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