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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型激励、中国式财政分权和收入差距 　　摘要：与经典分权理论假说不同，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增长型激励使地方政府工作重心在于促进辖区经济增长，而增长的结果使初次分配中收入分配向资本和企业以及政府倾斜，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再分配后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这是导致中国收入差距的体制性根源。然而，解决问题却不能将矛头直指地方政府，认为地方政府是“万恶之源”。换言之，中央政府责任“缺位”、激励机制异化、财政分权制度不完善与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和收入差距。因此，调节中国的收入差距应从划分事权、优化增长型激励和建立健全财政分权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和监督制约机制着手。 关键词：增长型激励；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7-0033-1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了。从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来看，在初次分配中，企业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17.4%上升至2008年的25.3%，增长7.9%；政府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16.6%上升至2008年的17.5%，增长0.9%；居民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66.1%下降至2008年的57.2%，下降8.9%。在再分配过程中，企业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11.7%上升至2008年的21.6%，增长9.9%；政府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20.0%上升至2008年的21.3%，上升1.3%；居民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68.3%下降至2008年的57.1%，下降11.2%。由于居民部门收入主要源于劳动所得，企业部门收入主要源于资本所得，政府部门收入主要源于税收，因此，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看，国民收入分配均呈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之势，而劳动所得均呈现下降趋势。居民部门收入水平下降直接导致居民消费支出的降低，如图1所示。与居民部门收入下降趋势相一致，自2000年以来，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由46.4%下降到2011年的35.4%，下降11个百分点。在消费支出不足的情况下，为促进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不得不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并依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从2000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猛增长，投资占GDP的比重由33.2%一路高升到2011年的65.9%，经济增长结构出现明显的失衡状态。当前，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内外“双失衡”的根源。因此，提升劳动报酬和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伦理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找到引致收入差距的原因就成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李稻葵等（2009）针对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份额下降的问题，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是有摩擦的，摩擦力大于资本的运动所面临的阻力，因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低于资本的转移速度，结果是劳动力获得的回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低于其边际产出，所以，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定是下降的。吕冰洋、禹奎（2009）认为，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居民部门承担了大量的税收负担，因此，税收负担的变动深刻影响了国民收入分配，降低了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胡宝娣等（2011）则认为，以国企职工和城镇居民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保障支出的提高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赖文燕（2012）认为，在中国城乡要素市场人为分割的情况下，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受到限制，要素错配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述文献使我们对收入差距的成因有了充分的认识。然而，加快劳动力部门间流动、完善税制和促进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似乎还只是就影响收入分配的某个方面来研究，我们需要从多维度、深层次审视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诚如Coase（1974）所言，实证研究都希望建立可以指导我们对各种活动进行管理与筹资的一般规则，然而，这些规则必须从不同制度框架下的活动是如何被实施的研究中推演出来才会有用。其实，贾康（2010）、李稻葵（2011）曾指出，现行财政体制是引致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为解决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但遗憾的是，两位作者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使财政分权影响了收入分配。 关于财政分权与收入分配的关系，Jutting等（2004）发现，分权改革有助于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增进公共部门责任感、改善政府治理水平，而这些都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然而，Bardhan和Mookherjee（2005）认为，分权的体制提高了地方政府对本地居民整体福利的责任感，但地方精英可以通过政治影响力、“政治献金”的方式来换取公共服务的优先权。因此，公共支出可能会更偏向富人，并不利于贫困减少。Kappeler和Valila（2008）进一步指出，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