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属下”研究报告及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docVIP

文章来源：2008年第3期《妇女研究论丛》 斯皮瓦克“属下”研究及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基于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 许晓琴( 摘 要：斯皮瓦克在著名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论文中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重读文学经典三女性小说文本进行后殖民批评和分析将“属下不能发言”的政治伦理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判阅读之中一位影响斯皮瓦克女性主义1976年盖亚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发表了著名的英文翻译论著, 即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体现其对德里达思想的准确把握与研究，由此而蜚声北美理论界。此后，斯皮瓦克开始了她具有解构色彩的大量批评实践以及有着犀利批评文风的著述生涯。斯皮瓦克逐渐成为当代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与赛义德、霍米·巴巴(Homi K．Bhabha)一起被誉为“后殖民三剑客”。赛义德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 巴巴的理论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和少数族群研究特色，通过模拟、戏仿对殖民话语进行解构和颠覆,斯皮瓦克的理论则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色彩。她的关于属下不能发言、全球后殖民状况、女性贱民主体、后殖民批评主体身份、国际劳动分工和剥削关系、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新方式等论述不仅在文学、文化批评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丰富了发展中的后殖民理论,这使她在后殖民批评领域的学术影响仅次于赛义德，成为继赛义德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后殖民批评家。 斯皮瓦克理论归属较为复杂。在《在他者的世界里：文化政治学论文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1987）著作中，斯皮瓦克承认德里达的著作对她自己“有潜在的影响”，并不止一次地称德里达为自己的老师，然而她又一再声明说“我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同样难以确定，一方面她对萨拉?达尼乌斯（Sarah Danius）和斯蒂芬?琼森（Stephen Johnson）表白，“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另一方面却又对罗伯特?扬(Robert Young)宣称，“我是个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在她的著述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多种理论和方法被“嫁接”、整合的痕迹。在批评实践中，斯皮瓦克不断变换自己的批评方法和批评策略，理论方法灵活多变，她总是“拒绝在排斥其他学派的前提下信奉任何一种批评学派或文化/政治的主导叙述方法”。她坚持认为批评家必须在“没有一个总体的分析立场”的情况下从事批评。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相比,斯皮瓦克的理论明显存在“片断性”而缺乏体系性的缺陷，因而她的后殖民批评也被认为是“最难捉摸、最为复杂”和最具争议性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斯皮瓦克在后殖民批评中引进了性别视角，将女性（性别）话题作为后殖民批评独特的分析类型，以女性（性别）的视角进行富有洞见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因此“性别问题在斯皮瓦克整个经历以及她全部的兴趣范围内都是她著作的焦点”。 而这恰恰是赛义德的缺陷和盲点，正如吉尔伯特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东方学》还是《文化与帝国主义》“基本上仍停留在一个男性/男性主义概念的视野范围内”。尽管斯皮瓦克的理论方法多样，批评立场灵活,但通过分析考察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实践,不难看出其理论批评有着浓厚的解构主义的底蕴和明显的解构主义的批评色彩，因此斯皮瓦克的批评往往又被称为解构批评。“属下”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个后殖民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斯皮瓦克的批评大多是围绕女性而展开的。由于她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她总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历史与现实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关注“贱民”“属下”(subaltern)那些沉默的边缘群体。“贱民”“属下”一词源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葛兰西的原意是指农村劳动力和无产阶级，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对“属下”概念进行了扩展引申，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阐释。按照斯皮瓦克的观点，“属下”/“贱民”用来指那些没有自己话语权或不能表达自己的群体。“属下”身份和“贱民”地位使妇女们的境况如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1月18日》中描述1848法国大革命中的那些农民一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 “属下”/“贱民” 尤其是那些承受性别、种族、阶级多重压迫不能言说自己，失去了自身主体性的女性群体，承受双重权力话语，即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的压制而成为沉默的“他者” 群体。于是，斯皮瓦克将葛兰西有关“贱民”/“属下”的命题运用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其主题是反对帝国的殖民话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