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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和公司治理:理论、经验和实践 　　【摘 要】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设计是否可以为公司管理层的雇佣契约和权益资本提供更为安全的治理措施，这一结论尚未得到充分的证实和肯定。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1年间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股改后实施的股权激励制度发挥了一定的治理效用，且该种治理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及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为进一步认识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功效提供了新的解释和支持性证据。政策制定部门应注意治理机制的互补作用，为股权激励制度作用的实施提供更好的环境。 【关键词】 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 公司治理； 公司业绩 一、引言 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现代公司制度的不断发展，不仅实现了企业组织形式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还使得企业资本与所有者相分离，出现了委托代理问题，而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函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一致性。基于此，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公司治理问题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且人们一致认为，如果公司治理方面的控制措施不存在或者无效的话，代理人（管理层）很可能会具有侵蚀委托人（股东）利益的倾向。在前些年，公司董事会内部的结构与组成以及如何增强董事会控制能力等问题是公司治理问题中大量讨论的，且也是市场参与者非常关心的话题。然而，在公司治理问题中，董事会的安排及治理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股权激励也可以弱化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这是因为股权激励的作用就在于给予代理人一定的股权，将其转化为委托人，以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我国资本市场于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了股权激励机制。我国证监会于2005年12月颁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也于2006年3月联合下发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这两个办法的颁布实施，正式掀开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大幕。这不仅意味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各项法规的健全，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还说明我国正全面认识和充分尊重人力资本的价值，股权激励成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股权激励机制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人力资本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变迁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成为企业中越来越有价值的资源，尤其是具有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又掌握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对股东的价值和公司的命运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只有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充分调动经营者和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中实行的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考察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不同的控制人性质下和不同的股权集中度下是否存在差异，以期为我国企业的治理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自Jensen和Meckling（1976）首次提出公司可以通过实施股权激励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之后，Leland和Pyle（1977）更指出，股权激励可以弱化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影响，提高公司业绩。此后，大量文献对股权激励是否可以显著提高公司业绩进行研究和检验。 纵观笔者所掌握的国内外关于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文献，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股权激励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即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Benston（1985）认为公司给予高管一定的持股比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指出高管人员持有股票价值变动对股东财富的变化有着正面的作用，这是因为高管人员持股可以削减委托代理成本，弱化高管的自利动机，如建立“帝国大厦”，最终推动公司价值和绩效的不断增长（Lensen，1986；H.arlson Song，2000）。Mehran（1995）通过实证研究美国1979—1980年间的制造业公司发现，公司高管人员持股对公司绩效具有推动作用，该结论也得到了Kruse和Blasi（2000）、Low（2009）、Aboody等（2010）、刘国亮和王加胜（2000）、宋增基和蒲海泉（2003）以及周建波和孙菊生（2003）等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的证实。可以说，公司绩效因公司对高管人员实施了股权激励而提高，而对公司绩效的推动作用会在高管人员进行融资收购后变得更为显著（Kaplan，1989；Smith，1990）。股权激励计划还可以增加股东的价值。也就是说，股东价值的增加会因针对公司高管人员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而更加明显（Morgan Poulsen，2001）。唐清泉等（2009）以我国2002—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高管人员持股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