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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技术视域下道德消隐深层原因 　　〔摘要〕 虚拟技术导致的道德消隐，是指虚拟技术在传统形式上的主体与道德决定之间构筑了心理屏障，行为者的身份隐匿增强了个体的道德真空效应。从道德的含义看，虚拟技术解构了道德存在的源动力因素；从现实交往实践看，网络身份加重了网络道德危机的可能性；从个体意识看，虚拟技术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是恶的意识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 虚拟技术，道德消隐，深层原因，源动力因素，道德危机，自我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2-0005-04 虚拟技术建构的网络世界因其开放性和全球性的扩张，将身份的隐匿程度加深到了迄今为止最为难以捉摸的境地，因而为网络行为主体在交往中的随意性与非理性的行为创造了理想的契机。匿名性交往的严重后果在于，个体刻意回避了现实交往中应有的责任意识，甚至以技术的名义为其行为动机进行辩护。因此，人们对网络道德的诟病除指向为个体质询外，还有无法摆脱的虚拟效应。本文基于虚拟技术的视角，对网络道德消隐的原因进行深度解析。 一、从道德的含义看，虚拟技术解构了道德存在的源动力因素 当人们倾注于主体意识所决定的网络道德不过是现实生活道德的迁移，而竭力思考如何提升个体网络道德素养的时候，当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对网络技术的社会效应作各种各样的反思和批判时，似乎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虚拟世界究竟能否赋予道德运行的可能性？在虚拟技术与道德之间，颇具解释效力的问题也许在于确认虚拟领域中的道德发生机制。一般认为，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1 〕 （P798 ）关于“道德”含义的这一通行性的解释，正如人类生活中一切美好的愿望一样，是建立在“应当”的思维基础上的。因为我们深知，如何理解道德与道德如何运行是俨然区分的，混淆道德的含义与道德的实践效力很可能源于一种无知的自信。如果我们将这一道德含义嵌入网络虚拟空间予以重新考量，就会发现虚拟技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构成颠覆性的理论危机，其中展示的是以抽取道德发生的源动力因素为主导的作用方式。 从“道德”含义所揭示的动力发生机制来看，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是三种基本因素。社会舆论在通行的解释中成为道德发生的首要力量，在本质上应属于“他律”范畴内的遏制功能。直接作用于道德的社会舆论之“他律”效力，显然是某一不适行为在发生之前就可以料及假定发生之时的外在压力，当然也可以是在行为发生之后的“千夫所指”，总之必须是行为主体某种“在场”效应所引发的。如果没有现实性舆论机制的“在场”，网络技术建构的虚拟社会因其秘不可测的身份隐匿，舆论制约在网络符号中的无效就不足为奇了。即便是不良的网络行为在事后迎来铺天盖地的谴责，但已然发生的行为在事实上解构了道德的应当性理念，行为一旦发生也就宣布了舆论机制的“不在场”性征。此外，再来看作为道德驱动力的“传统习惯”这一因素，其作用机制是以“判例法”的作用方式实现的，它讲求的是人类历史思想观念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然而这种意识领域内的衔接之所以奏效乃在于有现实性的“先例”可循，但在网络技术所建构的虚拟图景中我们缺乏可以依照的技术层面上的“前虚拟”现象。在虚拟语境下，历史范畴中的传统习惯不存在任何的“穿越”效应。 需要认真分析的是作为道德发生的内在动力——内心信念。内心信念在道德的源动力系统中属于自律性范畴，是维护道德神圣性、纯洁性和高尚性的自觉表达。康德所讲的“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是唯一而同时无可置疑的道德动力” 〔2 〕 （P85 ）就是这层意思。在善良意志的理解上，所谓内心信念是与道德直接同一的。然而，正如人们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对于内心信念的可靠性、实践性也为社会成员所质疑甚至是讥讽。“道德”及其所属的“内在信念”是“应当”层面的解释，“应当”反映的是能够体现愿望与期待的某种价值取向，因而是一个需要分析和证实的概念。提出这一问题并非是否认“内心信念”，内心信念是无法否认的，当一个人说自己有内心信念的时候，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否认，因为内心信念的有无是无法测度的。内心信念的无法测度，不仅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也应该在否定的意义上，个体的自选择能力、自组织能力与自控制能力等道德运行的内部机制不可避免地因道德体系的开放性而受到环境的侵袭，自我坚持的道德裁判权未经证实就退出了信念领域。因此，我们既然承认道德风险从而无法在现实中断言内心信念的潜在性，当然也就更不能自欺欺人地在虚拟世界中将个体行为假定为自律，我们宁愿假设每个人的内心信念是不可靠的，就算这种假设是对道德的“玷污”也心安理得。在网络语境中，以抽象符号为媒介的虚拟因素加重了我们对“信念”的担忧，这种担忧根本上来源于现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