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亲亲相隐容隐制与儒家公私观的思考.DOCVIP

“亲亲相隐”、“容隐制”及其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启迪 （题目也可用：亲亲互隐观念、亲属容隐制度在古代及现代的意义） 郭齐勇 光明日报国学版与岳麓书院 国学演讲 时间：2007年10月14日晚19：00至21：30 地点：长沙岳麓书院明伦堂 主讲人简介：郭齐勇，男，1947年生，武汉市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现任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社会兼职有：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熊十力思想研究》、《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郭齐勇自选集》、《儒学与儒学史新论》、《文化学概论》等。曾为美国哈佛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的访问学者，德国特里尔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的客座教授，曾受邀到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慕尼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名校讲学。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 内容提要： 孔子的“父子互隐”、孟子关于舜的两段材料强调真情实感的培养与维护，倡导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孟子认为，相对于天伦之乐而言，天子之位也是微不足道的。秦汉以来，平民及其知识人，屡屡举起孔子的“亲亲互隐”的旗帜，抗拒连坐法等专制主义的刑律。孔、孟关于亲亲互隐的思想，在秦汉之后逐渐促成了亲属容隐制的建构与发展，并最终积淀为中华法系中的容隐传统。这一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私领域，缓解了严刑峻罚对小民的全面专政。清末民初的法律改革，把中西、古今法律文化与制度融会起来，有成功的经验。建议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让亲人从亲人的证人席上走开，·子路》18章的解读是深刻的。他认为，核心的问题在于：执法和人情是否有冲突？叶公的立足点显然是以“法的公平性”、“法无例外”的观点说“直”，也是从执法人的立场出发论“直”；孔子则不然，孔子是从人情之本然恻隐处论“直”，是人心人情之“直”，是从当事人的立场说人情之“直”。从表面上看，这两说处于对立，实则其中有一“理序”上的问题，也就是理论上孰先孰后的问题，如果“法”的设立在于济“礼”之不足，也就是说，当“礼”这种以文化来调节社会的力量显得不足时，“法”以强制力来维持社会的秩序。既然法的目的在此，那么，它必须有可行性，而可行性的条件，必然追究到立法的根据，这无外乎人情之实。以情为本，法方不致沦于抽象蹈空，强为划一。这样说来，人情之实是立法之根源根据，法的公平性、无例外性，则是因应人情所作的外在化、规范化。可见，人情、法律是先后问题。法理必据于人情，法律则规范人情，人情和法律两者，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详见庄耀郎：《论语论“直”》，台湾《教学与研究》第十七期，1995年。）当然，由于我们人在社会中，具有多面性，因此，在处理人情法理问题上，经常有矛盾性。但是，从整体上讲，绝不是法可以决定一切，作为法理背景的人情，可能具有更大的调节作用。 我们再来看“隐”和“犯”的问题。有关“隐”与“犯”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常识问题。小戴《礼记》的《檀弓》篇云： 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 也就是说，侍奉亲人，要有隐无犯，对亲人的短处，不要声张，也不要直言相谏。服侍父母，要勤恳周到，父母过世，需服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五个月）。侍奉君主则不然，要有犯而无隐，君主的缺点和失误，要直谏无隐，但侍奉君主和侍奉父母一样，要勤恳忠诚，君主去世，虽在感情上不一定如父母去世那般悲痛，但需守丧三年，服饰、行为上也有规定。侍奉老师，则需无犯无隐，老师逝世，虽不用如父母去世那样在服饰、行为上守丧三年，但需心丧三年，悲情是真诚的。可见，儒家的主张，对父母、君主与老师的事奉、批评与纪念之方式、方法是有区别的。儒家的道理，理一而分殊，即在儒家普遍的与天道相接的人道仁义原则之下，父母子女间、君臣间、师生间有着略相区别的伦理规范原则。 那么，直接来讲，“隐”是什么呢？“犯”又是什么呢？“隐”是不是无原则地包庇、窝藏呢？请看古代精通儒学的注疏专家们对上引《檀弓》一段文字的解释。郑玄说：“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无犯，不犯颜而谏……事亲以恩为制，事君以义为制，事师以恩义之间为制。”也就是说，“隐”是不称扬父母的过失，“犯”是犯颜直谏。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的差别，区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大小戴《礼记》和郭店楚简都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论说，在实践上更是如此。门内以恩服为重，门外以义服为重，私恩与公义是有明确界限的。前面我们提到郑玄注文中有“事亲以恩为制，事君以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