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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女性学》（第二版） 第五章 女性与教育 发布时间：2010-1-13 11:07:30 点击次数：339次 [ 进入论坛] 第五章 女性与教育 女性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女性受教育程度既会影响女性对社会资源的获得能力，也具有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潜能。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女性教育应成为国家发展的中心议题之一，一系列国际性公约明确地将女性教育与人权、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相联系。然而，受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传统制约，教育系统中的性别盲点处处可见，教育领域中的社会性别公平远未达致。本章在梳理我国女子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基础上，聚焦现行教育中的性别问题，在审视、反思与批判基础上提出性别平等的教育原则及途径，以消除性别不平等，促使女性教育长足而健康地发展。 第一节 女性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广义上的女性教育是指能促使女性的知识、技能和品德养成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社会适应女性个体心理发展需要的个性化活动，包括所有正规教育或非正规教育。狭义上的女性教育是指在专门开设的教育机构中，由专门人员根据既定的教育目标和教学计划，对处于一定年龄阶段的女性所进行的系统、全面的知识和技能教育，主要指代正规教育（即学校教育），旨在通过学校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女性人口的潜能，满足社会经济建设对女性人力资源的需求。[①]本章探讨的女性教育仅限于狭义范畴。 一、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传统中国，除官宦之家的女子能在家庭内接受有限的教育外，女性几乎被完全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有限的教育” 传授的无非是《女诫》、《列女传》、《女孝经》和《女训》之类书籍，围绕家庭、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展开，以培养女子的妇德、妇言、妇容和妇工，实际上充当了规范妇女思想与行为的重要手段，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教育。这一状况直到近代才得以慢慢改观。欧风美雨的吹打和国势的衰微显露了科举制度的流弊，于是，以改革科举为肇端，开启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新式女子教育逐渐兴起并获得缓慢发展。可以说，女性教育权的获得是教育近代化的直接结果，而女性教育状况的变迁折射出教育的近代化状况，两者相辅相成。 （一）早期传教士的兴女学活动 新式女子教育的首推之功，不能不归于早期传教士。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实行五口通商，大批传教士进入本仅提供免费的食宿，还以现金和口粮的形式向家长发放补贴。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至15个，传教士在内地传教的合法性增强，加上舆论偏见日趋减弱，教会女学在规模、生源、办学层次等方面获得较快发展，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从1860年至辛亥革命后）。据1876年统计，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女日校82所，学生1307人。[④]1880年代后，教会女校招生难题已不复存在，部分学校甚至出现因投报者过多而拒绝接收的现象。据著名传教士林乐知1902年记载，除初等蒙学堂外，全国教会学校共有学生10158人，其中女生4373人，占总人数的43%。另据清朝学部1907年统计，除吉林、新疆、甘肃等地外，其他省份都设立了女学堂，全国女学堂428所，在校学生15496人，其中教会女校人数占总数90％左右。与此同时，教会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女子大学，如美国基督教会于1905年创办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尔后创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子文理学院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等。并派遣女生赴美留学，率先实行男女同学等。 传教士兴女学活动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其一，对中国长期将女子拒之校外的传统提出了大胆挑战，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伦理观产生巨大冲击；其二，传教士的天赋人权思想和性别平等观，为女学推行和近代妇女运动兴起创造了条件；其三，传教士注重科学文化和体育教育，极大地启发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其四，传教士的兴女学活动激发了国人自办女学的热忱，成为后者创办女学的摹本。 （二）清末民初国人的自办女学 清朝末年，国势日危。甲午战败，朝野震动，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传统价值观念随之裂变，挤压出为救亡而生的各种思潮，女子教育思潮便是其中一种。“当时之在野的文人却因教会在中国创办女学与日本因教育发达而强的种种刺激， 1、先进男性创办的早期女学 完全由国人自办的女学，以沪、津、宁三地为最早。影响最大的女学堂有：1898年由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学堂（后更名经正女学）；1902年由严复在天津创办严氏女塾，吴馨在上海创办务本女塾，蔡元培、蒋观云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校；1903年由龙绂瑞、俞蕃同在长沙创办的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