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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企改革展望 　　国企改革属于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载体，是未来经济改革中大有作为的重要领域。中国未来的经济依赖国企改革，人民对国企改革寄予厚望，2017年的国企改革必须再拿出更多的行动。 　　一、从驱动动能转型的角度看国企改革的重要意义 　　国企改革固然有多种意义，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但很少有人从国企改革和中国经济驱动动能的转换上分析其意义，而笔者认为这一点意义重大。 　　随着中国经济的原有驱动动能减弱，政府和市场的共识是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而在这一“转”和一“改”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消费转型”和“国企改革”。消费转型的目的是降低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而国企改革更多的是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者看似相对独立，因此很少有人会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看。实际上二者存在极大的关联性，国企改革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转型。 　　毫无疑问，支撑消费的最首要的因素是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经济增速在近几年来持续下行，这背后除了周期性原因之外，内生的结构性因素不容忽视。其中人口红利拐点的降临以及曾经引以为傲的高储蓄率见顶回落，意味着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廉价劳动力和?Y本要素条件出现逆转。 　　为了防止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必要维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而维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隐性前提就是要确保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不出现明显下降，否则政府希望通过刺激政策维持一个较高的实际增速，其结果必然是造成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因此在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条件发生逆转的背景下，包括政府在内的各阶层形成的普遍共识是：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才能维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虽然目前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不尽相同，但近年来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在放缓，导致通过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所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在不断下降；同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速，因此单纯的技术进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也在下降。因此要重新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来对冲劳动力和资本等因素的衰减，体制优化以及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通过释放“制度红利”来接棒“人口红利”。 　　在制度红利方面，国企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短期内最优希望取得突破的。虽然人们对国企改革的共识非常强烈，政府对国企改革的决心也是非常大，但是国企改革仍面临很大的挑战。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国民经济中一些竞争性领域国企逆生长，而垄断性行业民营经济又难以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逐渐变小。民营经济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就业问题，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受限意味着大批老百姓钱包的缩水。这种情况的出现更多是国有企业凭借自身优势取得的廉价资金和特许经营造成的，而不是通过自身效率提升实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中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将面临巨大挑战，中长期内对消费的负面影响也将逐步显现。 　　除却国有企业改革在宏观层面对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的影响，在中观层面也存在内在联系。 　　鉴于目前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相对低效运转非但导致向政府上缴的盈利和税收明显不足，甚至反过来还需要政府额外的补贴才能维持运转。截至2014年的国资委数据显示，全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的占比常年基本上维持在1/3以上。如果考虑到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的盈利是依靠其垄断地位来获得垄断利润，以及通过和政府的天然关系以低价获得政府控制的能源、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银行贷款等金融资源，国有企业运营的低效就显而易见。例如，就银行贷款资源本身而言，除了政府人为压低存款利率来维持国有金融机构的息差以及提供给国有企业的低成本融资之外，而且往往需要为国有企业部门的低效、无效经营来买单，实际中由财政来消化银行由此产生的坏账，而财政收入相当部分都是来自于对家庭部门直接或间接的税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承担了巨大的公共支出责任，为了弥补显性和隐性补贴国有企业所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同时财政赤字不可能无限扩大的前提下，便会加大对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征税力度。 　　企业为了转嫁高税收负担，出售商品的价格往往偏高，这就对家庭部门的消费形成直接的负面冲击。当海外购兴起之后，消费者往往发现国内制造的产品在质量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价格有时候往往要高于国外同类产品。这背后除了成本控制方面的原因之外，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税费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