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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汇率制度理论 1. 蠕动钉住制度理论 （Moving Peg Exchange Rate） 罗埃·哈罗德（Roy Harrod）于1933年首次提出，随后由莫里斯.斯考特（Maurice Scott）和三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布莱克（John Black）、詹姆斯·米德和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on）相继提出并使用蠕动钉住汇率理论。 ; 这是一种汇率可以经常地、小幅度调整的汇率体系，政府有义务维持钉住水平或平价，钉住水平的变化是缓慢的。实行蠕动钉住汇率的国家可以采用有规则的汇率变化，中和过度的国内通货膨胀导致的外部影响，隔绝输入型通货膨胀对本国的影响，促进支付调整。 在这种体系下，汇率按频繁而又确切的时间间隔，如按月，以预先声明的数量或百分比作小的变动，直到达到均衡为止。应用蠕动钉住汇率的国家必须决定汇率变更的频率和数量以及准许浮动的范围，这种汇率制度最适合于面临现实冲击和不同通货膨胀率的发展中国家。 ; 2. 原罪论（Doctrine of　the Original Sin） Eichengreen和 Hausmann于1999年提出。由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国际资本高度流动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相继爆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转轨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原罪论是指这样一种状况：一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信贷，甚至在本国货币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信贷。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一国的国内投资常会出现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或出现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 ; 这种“原罪”的直接后果是一国金融体系变得很脆弱。原罪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就是，在存在“原罪”的情况下，由于汇率难以浮动，政府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又会陷入两难，故无论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都无法解决原罪论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好不要汇率，方法就是放弃本币而采取某种国际货币。 ; 此理论认为，害怕浮动的原因有多种。主要结论有二：第一，由于害怕浮动，许多号称实行弹性汇率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实采用的是“软”的钉住汇率制。第二，由于新兴经济体有结构性的不适于浮动的理由，故这些国家应当实行完全美元化。但这未必对拉美以外的新兴经济体适用，并且还忽略了政治因素的影响。 ; 3. 中间制度消失论（The Hypothesis of the Vanishing Intermediate Regime） 首先由Eichengreen于1994年提出，此后有Obstfeld 和Rofoff（1995），De Grauwe（1997）和Eichengreen（1998）得到完善。该观点认为，日益增长的资本流动性，使政府对汇率的承诺变得十分脆弱，即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得“软”钉住汇率不可行。其要点是，唯一可持久的汇率制，是自由浮动制或是具有非常强硬的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制度）。 ; 中间制度消失论源于资本自由流动下的“三元悖论”（Trilemma）原理，中间制度让位于自由浮动汇率制或者真正的固定汇率制。这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为什么不可以在其中的两个目标中各放弃一半，从而有一半的汇率稳定性，同时有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此外，其政府行为非理性的假设难以成立，也不是对所有国家普遍适应。 ;人民币与日元直接交易不可小觑; 第一，人民币与日元直接交易的“直接影响”在贸易和投资领域 　　 从严格的定义上看，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并非完全自由兑换，前者主要用于贸易领域，而后者还包括资本账户。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将会促进和便利两国的贸易和投资活动。 　　 中日两国2011年的贸易额增长了14.3%，总规模增至3499亿美元。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占日本进出口总量的20%。日本则是仅次于美国、欧盟、东盟的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但是，以中日间庞大的贸易量，目前基本以美元为结算媒介，占比高达50%-60%，日元结算占到30%，人民币结算不足1%。中日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贸易总量在亚洲乃至全球贸易中举足轻重，两国贸易一直使用第三方货币——美元进行贸易结算，这其实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 ;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元汇率走势不确定性就开始增加，现在欧元区的危机又开始恶化，全球外汇市场走势更加不确定，中日两国都没有必要承担外部的汇率风险。而且，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出口受挫、日本债务危机加剧、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中日贸易伙伴关系的改善，对中日两国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元和人民币直接交易，减少中间流程，能减少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