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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技创新效率尚需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赴中关村集体学习时指出，当前在科技创新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讲话为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工作，就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我市科技创新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科研能力不断增强，成果丰厚，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但也存在政府与市场同时缺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市实现创新驱动的战略目标尤为重要。 本市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 研发投入高、产出低。2012年我市研发经费支出1063.4亿元，比上年增长14%，占GDP的5.95%。这种投入水平不仅在全国保持前列，也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但从产出来看效率较低。2008年美国硅谷创造的GDP占全美国的5%，而我市2012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全市GDP的6.9%。这一产出水平与我市较为集中的科技资源相比极不相称。 企业创新能力较弱。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是研发投入强度，即研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按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标准，低于1%是缺乏创新能力，在1%-4%之间是创新能力中等，高于4%是具有国际竞争力。2011年我市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整体创新能力刚刚迈入中等门槛。企业专利申请量也是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申请专利数占全市专利申请总数的比重来看，我市2012年为21.9%，低于上海的30%和广东的38%，更低于美国的90%。这说明我市企业的创新意愿较为薄弱，远未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科研院所使用更多资源，但研发效率低于企业。2012年，科研院所使用了全市60%的研发经费和57%的研发人员，企业使用了40%的经费和43%的研发人员。但在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中，科研院所仅占26%左右，企业则均占59%；在成交的技术合同中，以企业为卖方的成交额占总成交额的96%，而科研院所占比不足4%。 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缺乏合作，产生“孤岛现象”。一方面，政府缺乏有效的引导机制，使科研机构的大量研究成果束之高阁，不能进行市场转化；另一方面，企业在转型升级中急需核心技术，嗷嗷待哺，却不能有效利用科技成果。政府和市场的共同缺位导致了科技成果被困在科研院所的“孤岛”之上。2012年，我市限额以上研发项目中，独立完成的占77%，与研究机构合作完成的占12%，与企业合作完成的仅占6%。阻碍技术与市场结合的关键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得研究项目不能与市场接轨，市场也无法发现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在实践中，企业多是请专家进行讲课，或者委托科研机构进行单项试验，没有进行长期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合作。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目前的创新体系中，科研院所和企业各自为战，并且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普遍不高，科技成果转化体制不畅。 国外政府促进科技创新的做法 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分工合作，共同形成一套创新体系。科技创新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础研究阶段主要进行理论研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美国的基础研究由联邦政府及各基金会资助；在应用研究阶段，由科研院所和市场共同参与，对基础研究成果进行工程转化，解决理论成果转化为工业产品的技术问题；试验发展阶段主要由企业进行，提高产品的实用性、耐用性，并迎合市场需求，甚至像苹果手机那样创造需求。企业每年也会资助与其业务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样，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形成一套高效的研发体系。 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促进产学研融合。美国上世纪80年代之前，也存在科研院所专利管理僵化、转化率低的问题，后来美国政府通过“拜耶--杜尔大学与小企业专利程序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全国合作研究法”、“联邦技术转移法”等一系列联邦法案，允许科研机构和企业对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申请专利，并进行商业开发，加强了基础研究和市场的结合。以色列则规定，科研院所研究经费的15%必须来自企业资助。金融危机后，美、英、法、德、瑞典等国家继续出台政策鼓励高校和研究机构将技术成果进行商业化。 政府组织重大项目攻关，并充分利用市场资源。美国政府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时，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进行集成创新，并利用市场机制对技术进行推广。例如美国1961年实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全部采用现有技术，委托给公司进行研发和生产，并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对技术进行综合利用和深度开发，随后一些技术又进入民用领域。阿波罗计划的投入产出比约为1：14，其产生的专利至今对全球经济仍有重要影响。 通过对我市科技创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国外经验的比较可以看到，政府应当做好政策制定工作，一方面激发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创新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