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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臧伯庸和熊克武友情 　　2012年9月《收藏·拍卖》杂志，刊载彭长卿先生撰写的《熊克武致臧伯庸一札》的文章。其中所刊登该信札之复印件，是彭先生在二十余年前从老报人兼作家郑逸梅先生处所得到，而郑老却得自于我们兄弟处。 熊克武，四川井研人，生于1881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191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袁军总司令，1918年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并兼摄四川军民两政。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熊克武于抗战前，回四川定居重庆，与笔者祖父臧伯庸保持密切的书信来往。他的每封来信，祖父阅后均妥加保存，惜除该信外，其他在“文革”中均遭遗失。从仅存的那封他定居北京后的来信，以其内容来看，可能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或顾及到他自身所处的政治地位，写得竟像篇政治大报告。即使如此仍不时流露出对过去老朋友们的思念之情。 祖父原籍浙江，1889年诞生于成都，1905年由川赴日本攻读医学。1906年由熊克武、胡国樑二位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民国初祖父先在孙中山先生临时大总统府任礼宾工作，后又在熊克武为总司令的蜀军中任军医处处长。不久祖父辞去公职，再渡日本完成学业。祖父在蜀军为时虽不长，但与熊克武先生能朝夕相处，两人友情逐渐加深。 时蒋介石羽毛刚丰，见妒于熊克武在国民党内资历深、威望高，又握有重兵，是他独揽军权的最大障碍，欲除之而后快。在孙中山先生与廖仲恺先生相继去世后，1925年10月4日蒋介石以广州政府名义发布了《川军总司令熊克武通敌叛国罪状》，以莫须有之罪名拘捕了熊克武等人，囚禁于虎门炮台达一年余。 熊克武在被捕前就病倒在广州，他部下打电报给祖父，要他速去广州为熊治病。祖父放弃每日丰厚的门诊收入，毅然赴穗，待到广州，熊克武已遭蒋逮捕。祖父提出要赴监押地为他诊治，却遭当局的拒绝。熊克武部下的一些与祖父相知者，力劝祖父速离广州以免牵连，祖父只得搭原船而归。 1927年3月间熊克武获释，是年夏季迁居上海。抵沪时祖父亲莅码头相接，时熊克武双足已不能站立，坐着藤椅由人抬下了船。当祖父迎上前去与他握手时，他动情地说：“你在我身边时，未曾得到我的照顾与好处，想不到我落难时你竟能去广州要为我治病，而今又来接我……”祖父见他越说越激动，马上劝止，请他回去休息。此后祖父隔天就去他住处为他治疗严重的脚气病，未几便能站立行走。有关祖父为熊克武治病之事，在当时《申报》与《晶报》均有记载。 祖父在给熊克武治病过程中，一日突接蒋介石的拜把兄弟杨虎打来的电话，了解熊克武的健康状况，并告知蒋介石要去看他。祖父因深谙蒋介石与熊克武之间的芥蒂，恐对熊健康不利，不甚赞同。杨虎说上峰之意难拂，不然很难复命。祖父遂建议，为熊之健康计，会晤时间不宜过长。杨虎表示同意，并要我祖父是日亦去熊克武寓所，以负责他的健康。蒋介石与熊克武这次会晤的细节，由于祖父是坐在熊家内室，未能目睹。后来还是熊克武亲口告诉祖父当时的情况。当天蒋介石一进熊克武寓所的客厅，见坐在沙发上不能站立的熊克武，便假惺惺地急步上前握着他的手，连声说：“误会！误会！”熊克武听后，触景生情，悲恸不已！并向蒋介石表示，自己已无一兵一卒，“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其言下之意是：“你的阴谋目的已达到，今后让我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吧……”蒋介石见熊克武情绪如此激动，怕出意外，便悻悻告辞而去，整个会面过程不足五分钟。熊克武事后对祖父向杨虎提出“会晤时间不宜过长”之建议一再表示感谢，并说实在吃不消蒋介石那张阴谋的嘴脸，若时间一长完全可能被气昏。同时风趣地对伺候在侧的老部下们讲：“伯庸不仅能医我之病，还能察我之心。”显见两人之友谊，已经升华到知己的地步。 1928年7月，熊克武先生赠我祖父一横幅，该字幅由川籍老同盟会成员但懋辛先生撰文与书写。文中将一些史实与他二人的友情，均有所记述。惜此字幅于“文革”中遭失散，所幸还留有原件之照片，弥作纪念。 上世纪50年代，祖父拿出玻璃照相底片两盒，命我们兄弟当着他的面将其敲碎。敲打时我偷偷看到其所摄的全是文字材料，且大多数有孙文二字的签名。因当时我们年龄尚小，不敢多问，只得遵嘱而为之。上世纪60年代初，熊克武写信给祖父，问及当时托我祖父帮他拍摄的一些孙中山给他的委任状、命令及书信之底片还在否？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批珍贵的历史文件资料底片，竟毁于自己之手，颇感遗憾！ 讲到摄影，祖父当年曾有医用镭锭一颗，特在金店打造一金质小盒，将镭锭置于其中，以免放射线外泄。因当时人们对放射线之危害认识不足，祖父竟将藏有镭锭的金盒，配之金链，挂在西服背心的口袋内。一日熊克武请祖父为他拍一张照片，祖父为怕放射线影响底片，便将此藏有镭锭的金盒与金链自口袋取出，放在花园的石台上。待照片拍好后，金盒、金链连同盒内之镭锭均不翼而飞。因拍照时只有多名熊克武旧部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