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学课程体系改革定位.docVIP

论法学课程体系改革定位 　　摘 要：法学课程体系改革在法学教育改革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认为法学课程体系改革的定位应兼顾统一性与多样性、理论性与实用性、国际性与本土性，在此基础上，稳步推进法学教育改革。 关键词：课程体系；法学教育；改革 所谓课程，即课业及其进程。“课程”一词在我国始见于唐宋间，唐人孔颖达为《诗经·小雅·小弁》中“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句作疏：“维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依法制。”但这里的含义与现在通常所说的课程的意思相去甚远。宋朝教育家朱熹多次提及课程，如“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做工夫”[1]等。其中课程一词有学习的范围和进程的意思。在西方，英文curriculum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urrere，意为“跑道”（race-course）。根据这个词源，最常见的课程定义是“学习的进程”（course of study），简称学程，现在用来指学校的课程，即教学的内容和计划。近代学校兴起以来，课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所有学科（教学科目）的总和，或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活动的总和，即学校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灌输的思想和观点，培养的行为和习惯；狭义则指一门学科。 在早期社会，学校尚未产生，当时给学生传授生产经验和群居生活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可以说是最早意义上的课程。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的创造，学校的产生，教学内容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了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的。在中国古代，商朝的学校大抵是学习祭祀、军事、乐舞和文字的知识和技能，周朝学校的课程体系由“六艺”组成。嗣后，封建社会的学校，自汉代起，以儒家的五经组成其课程体系，宋朝以后的课程体系由四书构成。在西方，古希腊的课程体系有斯巴达的“尚武”和雅典的“崇文”两种典型。中世纪的课程体系充满了神学气氛。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进入学校课程，技术学科乃至生产劳动在课程体系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教学内容日益丰富和革新、课程体系日益复杂和完善的过程中，各种有关课程体系的理论也随之形成和发展起来。例如，捷克教育家J.A.夸美纽斯从“泛智论”出发，提出“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体系；英国教育家H.斯宾塞从其“准备生活”说和“知识价值”说出发，构建了一个充满功利主义色彩的课程体系；以J.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主张多设立经验课程或活动课程。 课程体系对于人才的成长与培养有着关键的作用。如果说人才是教育生产线上“产品”，课程体系则是“生产工艺”，其合理与否，直接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当今，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时代最强音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中法学课程体系的改革、设计和编订就凸现出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这项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须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成员，法学、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专家，以及广大法学教师通力合作，共同参与，还要有准确的定位，才能找到改革的出发点和突破口。 一、统一性与多样性 所谓统一性，就是指为了保证法学专业教育的基础知识结构，各校法学院法学专业必须按照《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设置并全部开出专业核心课程。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是面向21世纪法学教育的起码要求，是法学专业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专业知识，这些课程应当出现在所有法学院的课程表上。 多样性则指各校法学院可在兼顾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和平衡性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兴趣及未来择业的需要、本院或其他院系的资源优势，开设一些体现办学特色和实际需要的课程。在课程设置的多样性方面，国外的校本课程开发理论值得我们关注。校本课程开发（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开始受到广泛重视的一种与国家课程开发相对应的课程开发策略。它是指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哲学思想，结合教育教学实际自主进行的课程开发，涉及学校教育经验的各个方面[2]。校本课程开发是国家课程开发的重要补充，它以充分考虑到教师的积极参与、学生的认知背景与需要、学校的主客观条件及其所处社区的经济与文化水平、凸现学校自身特色等为主要特征。比如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学院即可以开设民族法学课程。 二、理论性与实用性 尽管霍姆斯大法官所谓“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3]被很多人作为箴言频频引用，认为法学教育只须加强职业训练，毋须醉心于理论、逻辑探讨，但他们多忽视了霍姆斯本人同时还强调法官和律师只有熟悉法律的历史、社会和经济因素，才能适当地履行其职责[4]。的确，只有加强理论学习，才能使法学院的学生真正“像法律人一样思考”（think like a lawyer），才能了解法律的渊源、本质、使命与精神。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傅德博士在华演讲时提及，德国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