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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出路在消除城乡福利差 　　中国目前要深化的诸项改革中，户籍改革无疑是个焦点。户籍改革既“重要”，又“不重要”。说“重要”，是因为它牵扯到“劳动力”这个要素资源的流动和市场化配置，改错了方向，可能会导致未来中国各级城市财政破产。说“不重要”，是因为它仅仅是表象，真正要改革的是背后的城乡“福利差”。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在公安部门户籍登记的技术处理上，分分钟就可以实现，但是否让新进城落户的农民瞬间或终能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却是不容回避的真问题。 　　也就是说，户籍制本身不应是考量的重点，只要城乡“福利差”的问题解决了，户籍改革迎刃而解。现在在价值观上纠结，指责户籍制造成了城乡间的不平等，或背离了迁徙自由，看似快意，却于事无补。需要探索的是在既有的局限约束下，成本最小的户籍改革思路和方案。 　　“积分入户”高门槛是城市的理性选择 　　在去年的“十三五”规划中，中央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户籍改革规划，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1亿农民在城镇落户。 　　细看各市的入户政策，会发现城市级别越高，落户的标准越严苛。北京上海这类核心城市的标准最苛刻，省会城市次之，普通地级城市再次之。县级城市的落户政策已近乎无“门槛”，只要农民在城里买有住房，即可落户。很多在县城购买了住房的农民并不愿意落户。成为“城里人”对他们已丧失吸引力，原因即在于通过农地补贴、“新农合”、“农村养老补贴”等政策的调整，城乡之间的“福利差”已经被填平，成为城里人没有什么“好处”可享了。近年县级城市的规模在飞速扩张，若将这些已购买了住房的农民在统计上纳入城镇居民，中央政府1亿农民进城的目标不难实现。 　　从道理上说，城乡之间“福利差”越大，城里人享有的福利（主要包括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四个方面）越多，等于造成的价值洼地越低。若不设置进入门槛，农村人一定会趋之若鹜，蜂拥而入城市，去瓜分这些福利。而各级城市的福利水平是有差异的，北京上海最高，省会级、普通地级城市再次之。北京户口的“黑市”交易价近年已经飙升至数十万元，实际上等于是，市场在以“市价”度量北京市民所享有的福利水平，这“福利”值数十万元。 　　若允许农民自由进城，且进城后立即享有城里人的福利水平，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一是蜂拥的农民会瓜分现在城里人所享有的各项福利和资源，城里人能享有的福利水平和质量会大幅下滑。这自然会引发他们的反对。二是若维持原有的福利水平不变，各市财政支出会骤增。这些新增的开支若不能从新涌入城者身上征收，城市财政很快就会破产。 　　所以才会出现限制进城数量的“积分制”落户政策，且落户标准随城市等级提升而更趋严苛。各地的“积分”标准，有财产（有无买房）、社保金缴纳、知识水平（度量新入者未来能给本市创造的价值）、年龄（决定缴纳与享有社保的年限比）等。这些标准的背后其实是各级市政府在权衡值不值得放新来者进城。对不同“来者”所采用差别对待的“落户”政策，看似“歧视”，其实也是各级城市政府在“市价”指引下，在“收支”上做出的理性选择。 　　消除福利差的重点是降低城市居民福利 　　以户籍作为管理和征税的依据，中国古已有之，但以农业和城市户籍约束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却是源于1958年。在当时整个产权制度由“私”转“公”的变革中，必然会对劳动力这一要素的流动进行约束，以斩断其退出的可能。随着产权公有化的推进，个体收入与投入的边际分离太大，整个社会的产出大降。竞争之下，不得不以“等级制”来约束资源的分配。户籍成为城乡分割的载体：城里人分配到的资源和享有的福利远高于农村人。 　　改革开放后，产权制度再次发生逆转，这次由“公”再转化为“私”，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户籍制开始松动，但户籍制背后的城乡“福利差”却一直存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户籍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实际结果却是一直举步不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只要能拉平城乡之间的“福利差”，户籍改革自然水到渠成。但既有的思路是想通过提高农村的福利水平，让进城农民逐步享有城里人的福利，而不是通过降低城里人的既有福利水平来“拉平”，结果自然是南辕北辙。中国目前好就好在各级城市政府受财政支出的压力，设置了类似“积分制”的高准入门槛。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典型的福利国家，城里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均由政府包办，但包办的“质量”很差，整个社会都处在填饱肚子的边缘，这才有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这段时间，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权利的逐渐界定，中国民众收入增长很快。但自2002年后，随着财政的好转，各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以两位数增幅提升，远超G D P增速。 　　截至目前，从各种资讯看，养老金支出已经入不敷出。三级合作医疗也面临财政困境，不得不提高个人占比。财政部长楼继伟近两年在多个场合，不断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