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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产权保护历程 　　1949年后第一部《宪法》出台至今，私有产权能否真正与公有产权享有平等保护的权利，一直是争议焦点。回溯产权保护来路，可镜鉴当下 　　从建国后1954年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出台，到《民法通则》、《物权法》等立法，有关私有产权的保护在中国法治进程呈现出迂回向前的轨迹。其中，民营私企和公民个人等私有财产能否真正享有与国有企业等公有财产一致平等保护的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至今，公有与私有、国有与民营、企业与个人等财产权的边界问题，仍未得到很好厘清。 从“不承?J”到“两权分离” 　　中国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再被消灭，之后成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并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历史阶段。 　　自1954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宪法》，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对私有性质的财产权持“试图消灭”或“不承认”的态度，以至于该历史阶段几乎没有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隙。 　　毛泽东在作1954年《宪法》讨论报告时说，该《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保证15年有效期向社会主义过渡。但由于冒进严重，大跃进快速把个人所有和资本家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进行转化和剥夺。直到1975年修改《宪法》时，将生产资料所有权取消，只剩下生活资料，更多强调各尽所能的按劳分配。当时比较重要的讨论在于，生产资料要不要进入宪法保护视野。最终的《宪法》修改内容是，要从根本上把通过剥削财产性收入的生产资料利益空间消灭掉。 　　受公有制为主体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政策方针的影响，这种指导思想都转换到了《宪法》立法的条文中，直到1978年也没有太大改变。1978年《宪法》修改时的少数变化是，通过列举方式，提及了保护公民的储蓄收入等财产权和所有权。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改革初期仍保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很长一段时期，有关私有性质的财产权保护，是被回避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土地的经营方式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城镇体制也展开了系列改革，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活动松绑放权，慢慢实现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虽然改变经营方式对旧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正面面对产权问题，但还是引发了自主经营模式下国有企业对所支配的财产，在法律层面究竟享有什么权利的思考。”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尹田，曾参与《物权法》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他向《财经》记者回忆。 　　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建国以来主导国家经济发展，这次改革变为自主经营，不受外界干预，其财产权实际拥有了一种完善的支配权利。对该问题的讨论，实质是对产权归属的确定问题。这引发了当时民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的观点纷争，进而引出官方采用的所谓“两权分离”概念，即国家享有所有权，企业对财产享有经营管理权。 　　“两权分离”概念并不能解决产权归属的实质性问题，讨论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 《民法通则》的进步 　　1982年《宪法》第四次修正案修改时，规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同时特别提出对公民合法收入包括储蓄、房屋等其他合法财产进行保护，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生活资料。 　　这样的表述，实质是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私人财产型收入，即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存在。 　　市场放开也使经济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先是产生了一批以个人经营和个体工商户为主的私营经济，随后又演化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其他私营经济。另外，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进入，出现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混合所有制经济类型。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中，能不能容许私营经济的存在，成为焦点问题。当时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私营经济属于恶性违宪，不应得到保护，另一种则认为是良性违宪，可待以观之。 　　恶性违宪观点认为，私营财产的积累不同于个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合法收入是自己劳动所得或者少于8人的雇工赚取的利润，但私营财产的积累，是通过大规模地雇佣工人生产制造产品，并且通过剥削工人等方式进行财富积累。在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体制下，若容许具有剥削性质的私营经济，将会引发对社会制度的挑战。 　　而良性违宪则认为，虽然私营的私有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发展方向不符，但其对国家生产力发展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即使违宪也是良性违宪，之后可通过修改《宪法》来承认这种经济的合法存在。 　　无论承认与否，私营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有目共睹，在默许声中私营企业主逐渐做大规模。 　　1986年，中国催生出《民法通则》。这是基于制度立法开始逐渐保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并对私有产权默许，人民也有了财富积累，对民主法治化产生需求。该立法的意义在于，比原则性的《宪法》进一步具化了对公民财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