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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视野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摘要]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原因。本文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以人文为“核”，从纵横两个角度展开论述，力求破解隐藏在职务犯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纵向经度上，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运行模式、社会生态和文化基因进行全方位透视，试图从历史深处对职务犯罪的致病原因寻幽探微，刨根索源；在横向维度上，选取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特权残余、民俗异化、敬畏缺失、多重人格等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力求触摸社会律动，探求实情原委。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层面给出了治理职务犯罪的对策思路，以期能在“道”的层面给人以启发，并引发人们在“术”的层面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 人文视野 职务犯罪 预防 一、问题提出的缘由 从严格意义上讲，职务犯罪是与国家相伴相生的。因为职务犯罪关注的是权力的公共属性，而国家的产生则是这一属性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在一定的语境下，职务犯罪又被称为公职人员犯罪。在阶级社会，职务犯罪又与官员犯罪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在对职务犯罪进行分析时，我们直接把官员犯罪作为主要样本。本文在论述过程中除了使用职务犯罪这一概念外，还会用到公职人员犯罪、官员犯罪等概念。其实这三者在内涵上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不会影响到我们对职务犯罪的剖析。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和国家正式建立以来，职务犯罪即已存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与法律、制度等外在、表象、固化、彰显的特征相比，人文更关注人的内心感受，更关注文化的潜在影响。从大的方面讲，民族特性、社会生态、文化基因、风俗习惯等；从小的方面讲，人的内心体验、情感投射、是非观念等，都可以纳入人文的视野加以考察。这也就决定了从人文角度对职务犯罪进行剖析，更容易挖掘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更容易探究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更容易找到预防和根治职务犯罪的办法措施，因而也更具有思想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价值。 当前，我国正处在激烈的利益调整、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职务犯罪易发、多发、高发。从人文角度对此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探究治本之策，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二、历史维度的人文考察 从历史演进的纵向维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朝代更替过程中，特别是在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浸染下，君权神授、官为权本、官贵民轻、特权世袭、清官崇拜、能臣治世等思想，不但在官场而且在世俗社会始终居于绝对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并深入官僚士绅和普通民众的内心，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思维定势，内化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在上千年的历史延续中形成的，以“金字塔”为主要特征的权力结构中，处于权力顶峰的是皇帝，之下是中央及地方严格按层级设立的官僚机构。尽管在各个朝代这个结构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权力的指向始终是单维度的，并且是向上的。也就是说，权力的来源植根于“君权神（天）授”之理论，并具体为“神”之人格化的皇帝（天子）。在这个体系中，对上负责和绝对服从，合乎逻辑地成为整个社会和绝大多数官员的主流意识。这样的社会土壤和人文环境，最大限度压缩了民权、民本、民生等思想的成长空间，从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廉政、勤政、监督等文化基因的先天不足甚或是根本缺失。与此相适应，职务犯罪的病因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从权力结构上看，权源倒置，权力指向向上――这是产生职务犯罪的结构性因素 权力来源决定政权性质，决定组织架构，决定权力指向。在民权论主导的国家，因为权力来自人民，政府由人民产生，对人民负责。人民对政府、对官员有法理和道义上的选择之权、监督之权、弹劾之权、罢免之权，政府和官员均应以服务民众为价值取向，不得超越法律授权，高高在上，恣意妄为。这种权力架构的主要特征是上轻下重，官轻民重，权力的指向是向下的，权力的重心在民众。在神权论或君权论主导的国家，因为权力来自上天，来自神授，民轻君重、民轻官重，权力的重心在上天、在君王、在皇帝，权力指向是向上的。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在民权论下，权力植根于深厚的民意之中，官员处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官员职务犯罪的空间受到极大压缩，社会清廉的民意和法理基础较为深厚，公职人员以法律为行为边界的意识普遍较强，职务犯罪被民众和媒体跟踪揭露并因此受到法律追究的几率很大，官员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较小。即便因个别官员的职务犯罪行为造成政权更叠这样极其严重的后果，其在社会层面的影响依然是有限的、可控的，“政坛地震”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地震”，权力运行的模式也不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政权的稳固程度相对较高。在神权论下，天下安危系于一人之身，“君明”为万民之福，“君恶”为万民之灾。这种体制，从逻辑上讲就是不稳固、不牢靠和不可持续的。中国自夏朝以来，也即国家概念正式确立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