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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地区差异 　　摘要：在目前我国县域城镇化程度呈现明显地区差异的背景下，研究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0年《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的县域数据，分区域对东中西部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因子分析，提炼出金融发展因子、产业结构因子、财政政策因子、农村金融因子和城乡收入差距因子等五个主成分因子，为构建县域城镇化的理论模型提供参考。同时，比较东中西部地区所提取主成分因子的异同，揭示了金融体系效率在县域城镇化中的地区差异，为政府和金融机构制定县域区域信贷政策提供实证支持。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金融；地区差异；因子分析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1-0013-06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十八大报告和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显然，城镇化是已被视为拉动内需乃至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学术界基本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主的城镇化、以中等城市为主的城镇化、以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三种观点，三种观点都有其自身支持的论点和反对的理由。这里，我们暂且抛开城镇化规划的布局争议不谈，单单分析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 对于县域城镇化，温铁军认为城镇化的地理半径应该是县及县级以下的城镇，在最短半径内实现最多农民最大的非农就业。殷广卫、薄文广认为县级城市应该成为现阶段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战略性选择。张建华、洪银兴认为在大城市地区以县级城市为主导推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条件最为成熟。江易华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人员、城乡收入比是影响县域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因素。以上观点皆表明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县域，但是并未涉及县域金融与县域城镇化的关系研究。 从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国外文献主要关注金融体系对城市化进程中具体领域或行业的资金推动作用，并通过这些领域或行业的发展来加快城市化进程，具体包括金融支持城市化轨道交通建设、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建设和污水处理系统建设等（Peter R Stopher，1993：Kyung-Hwan Kim，1997；Wu Cho and Boggess，2003；Miao Chang，2004；Zhong，Mol，Fu，2008）。现有的国内文献大多利用VAR模型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的文献认为二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蒙荫莉，2003；郑长德同，2007）；有的文献认为二者在长短期内因果关系表现不一致，短期内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长期内金融发展效率对城镇化有显著影响（牛启春、刘翔，2008；周战强、乔志敏，2011）。有的学者则认为二者关系存在区域差异。譬如，梁彭勇、梁平、任思慧借助1986―2005年数据，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长期内，东、中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都没有促进城镇化；东、中部地区城镇化对金融发展呈单向长期因果关系，城镇化引导了金融发展。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还具有城镇化引导金融发展的短期因果关系。然而，不管从时间序列上检验金融发展与城镇化是何种关系，现实的情况是，在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导致城市市场利差缩窄以及县域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加大的外部形势下，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各中小股份制银行都摩拳擦掌，开始抢占县域金融市场。尤其是城镇化率较高的县域，这些地方的金融业态已较为成熟，业务也毫不逊色于城市业务，金融竞争已经呈白热化态势。毋庸置疑，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行为直接影响县域城镇化进程。而且，由于各经济区域的县域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所获的经济金融政策以及社会形态和地理位置等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本文旨在探究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 客观地说，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已有研究并没有把微观金融机构数据引入到实证分析，尤其是对东、中、西部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差异分析几乎没有。本文依托于《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翔实的县域经济金融数据，重点研究金融体系效率是否为县域城镇化的主成分因子及其地区差异，以验证县域金融体系效率对县域城镇化的重要作用。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第一，目前金融机构过多集中研究行业政策，而忽略了区域政策的差异化，本文试图揭示金融机构在东、中、西部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扮演角色的差异，为金融机构制定区域政策提供实证支持和参考依据。第二，由于缺乏金融机构的微观数据，在已有研究中鲜有引入我国县域金融机构的贷存比，本文实证部分则将微观金融机构指标纳入了因子分析，弥补了这一缺憾。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