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和控制-赵尔巽主政湖南着力点.docVIP

变革和控制:赵尔巽主政湖南着力点 　　摘要：赵尔巽主政湖南期间，大力推行新政革新，试图通过多层面的改革，达到变革与控制基层社会的双重效用。赵氏试图通过吏治整顿、学堂推广和教化变革等手段，从多个层面重新强化政治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赵尔巽在湖南任上的改革，既是清廷中枢新政革新之顶层设计在湖南一省的实施，同时也带有赵尔巽个人施政之风格。赵氏改革是中国固有之旧制度与知识在西潮冲击之下的调适与变革，赵氏试图以变革为手段，重建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强化官权对民间社会的统摄。 关键词：赵尔巽；清末新政；变革；控制；湖南 中图分类号：K25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278?07 疆臣群体在晚清政治生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咸同军兴以来，这个群体对政局之影响愈来愈大。庚子之后，朝廷行新政求自强，疆臣是新政的实际执行者。以疆臣施政为切入点，是研究清末新政的一个有力视角。赵尔巽是清末重要疆臣，历官数省，建树卓著，学界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1]。但目前针对赵尔巽任官湖南时改革的研究并不多，尚存较大研究拓展空间[2]。此外，多数研究在考察清末新政时，更多是以现代化为考察视角，而对其社会秩序重建与社会控制加强的层面缺乏关注。故而，本文试图以赵尔巽任官湖南期间的改革实践为关注对象，透过档案资料的解读，深入挖掘其变革与控制的双重目的。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二十四日，暂护山西巡抚的赵尔巽奉旨补授湖南巡抚。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二十日先至武昌，与张之洞和端方晤面，而后于三月十七日抵任长沙。到任之初，赵尔巽对其湖南政略进行了初步规划，“察民生之疾苦，清吏治之本原，以及筹兵糈、固封守、和民教、厚生计、广教化、兴矿务、严警察诸要政，事事将以实心在在，不遗余 力。”[3]在这个简单的施政规划中，不难看出赵尔巽关注的重点在于新政革新事业的推进和社会控制的 强化。 一、吏治整肃与社会控制 赵尔巽初临湘省，面对的是“百端待举”的局面， 他认为“所最不可缓者，莫如整顿吏治，吏治修而后诸事可以从容而理”。整肃吏治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革新中的必有之项，但缘于中国长期的人治传统，吏治之整肃往往陷于空泛。赵尔巽的基层行政经验相当丰富，对于虚应故事式的吏治整顿自然颇有了解，故而亲自制定了《整顿吏治文》，规定二十四条整顿吏治的详细章程：禁用门丁、裁减差役、裁撤人丛、不用代书、严拿讼棍、审理词讼之法、开门坐大堂、常常下乡、看旧卷、看律例、凡是皆列表、亲察盐卡、遍发治伤药、预约邻对会印缉票、整顿驿站夫、申送条教、印委和衷共济、设立自新所工艺厂、劝办因利局、举办保甲巡警团防、实办育婴、讲求种植、慎选乡社、责成考核。[4]赵氏饬令湖南司道官员“切实查考各属是否真实奉行，严定功过，力杜欺饰，勿稍宽假，以期吏治日有起色。”他还提出：“考察州县当以能亲民为主，亲民又以能清理词讼、约束丁差为 先。”[4]揆诸章程，赵氏吏治整肃的重点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赵尔巽试图以整顿吏治为手段，强化正式官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并改善基层治理状况。清代国家正式的行政建置止于县级，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依赖于所谓的“职役”人员执行本应由官权承担的控制职能。此外，缘于清代实行的州县官任职回避制度以及州县正式治理人员的不足，致使州县官员过分依赖门丁、书吏等没有官方身份的非正式治理人员。依照相关制度，无论是“职役”人员，还是门丁、书吏等，其社会地位都十分低下，但与此相矛盾的是这些非正式治理人员却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公权力。身份与权力的严重背离，往往导致多数非正式治理人员视权力为寻租资源，这也是清代中后期吏治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尔巽吏治整顿章程中“禁用门丁”“裁减差役”“不用代书”“严拿讼棍”等条款都是针对这一现象而提出的。门丁是清代基层政治中的特殊群体，在吏治恶化的背景之下，渐次演化为基层政治中的实际权力拥有者。赵尔巽对其危害有着很清醒的认识，故而下令“通省各官皆不准再用门丁。门丁有犯，定行提?来省惩办”，“夫所谓不用者，乃真令其不与书差共事，不与绅民交接也。如有阳奉阴违，私地用事，或假托名目，改为承启，或名延承启，仍倚门丁为心腹者，定行撤参”。[4]对于如何填补不用门丁而产生的职能真空，赵尔巽主张改为各级官员延聘有相对正式身份的“委员”，“无论佐贰杂职，一经禀请，皆以堂属之礼相待，不得分庭抗礼，其费用即以门丁向来应得而非出于需索之款移用，大约足敷用”。差役群体也是清代基层政治恶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赵尔巽主张对其“酌量裁撤”，而且严格约束其权限，“奉票下乡不准乘肩舆，不准带白役，欺官压票诈索滋事者，有犯必惩，有惩必戒，或有敢以案件累官或传案酿命者，查悉定将该差正法”。赵尔巽还对清代基层司法诉讼中代人撰写禀帖诉状等为业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