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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检察职能运作逻辑 　　[摘要]检察机关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主体，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构，应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积极应对社会管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人民性”为阐释维度，探寻检察权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的自我定位以及职能运作，是理解当前检察改革趋势和方向的关键，也是理解检察权在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能否实现预期功能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 社会管理创新 检察职能 人民性 一、检察权的“人民性”与检察职能 （一）检察权的“人民性” “人民性”指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和发展的主体与动力。[1]这一界定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诉求。“人民性”一词在政治维度的表述揭示出其是现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并且渗透着整个时代的价值观念、信仰等多元的思想内涵。在现代中国“人民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人民性”可追溯的词源状况是多向度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民话语”的表达可以被概括为“民为邦本”，“民为邦本”表征的内涵是以三纲五常，古代的人伦规范为基本前提的，这虽与当下所述的“人民性”在某些方面存在相通之处，但传统文化的“人民话语”倾向于君权和父权的表述立场，这与“人民性”所倡导的精神理念有着很大区别；西方语境下的人民话语和当下中国所述的“人民性”在普世价值层面有一定的契合度。卢梭提出国家是民众缔结社会契约的产物，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主权是对公意的运用。卢梭界定的“公意”是指民众的共同意志，其永远以人民的公共利益为依归。贡斯当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另一种是合法的，那就是普遍意志。……那种普遍意志的权利，即人民主权。”[2]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还是西方语境下的人民话语都为当下的“人民性”表述提供了某一层面的意义来源。 “人民性”一词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经历了由强调阶级性向彰显普世价值的转变历程。当下的政治和法律语境中的“人民性”根植于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思想的理解，经过对西方民权和公意理念的吸收、整合，业已突破阶级性的表达界面，倾向于阐释公民在国家政治安排下应有的生存状态，表达出国家意志是民众意志之体现的意象。检察权的“人民性”也具备这样的话语特征，而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之下审视检察权的“人民性”，更容易观察出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在承认和实现民众主体价值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权来源于人民，人民赋权是检察权的始点，广泛的人民性是人民检察院最根本的属性。人民赋予的检察权自然用来服务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检察工作最终的落脚点。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要求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性这一根本要求。”[3] 以“人民性”这一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和当下政治语境中的关键词入手来阐述检察权，探讨“人民性”在检察权的基本界定和运行中所展现的深刻含义是进一步推进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必由之径。把“民众话语”或“群众话语”作为叙述基调，探寻检察权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的自我定位以及职能运作是理解当前检察改革趋势和方向的关键，也是理解检察权在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能否实现预期功能的基本前提。 （二）检察职能 检察职能是检察权派生的权能，检察职能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所具备的职权、作用以及功能。检察权作为一项公权力，其功能实现必然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外观和运作程序，这些制度外观和运作程序作用于社会关系进而达成权力设置的功能预设，检察职能就是检察权作用于社会关系的具体手段和具体形式。“检察职能是复合性权能，检察机关拥有法律赋予的多项法律监督职能，其不仅承载着打击刑事犯罪、惩治贪污腐败的重要任务，还担负着监督行政权和审判权依法行使，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神圣使命。[1]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等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权；二是批准或决定逮捕权；三是公诉权；四是职务犯罪侦查权；五是执行监督权和法律赋予的其他职权。 以“人民性”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检察职能的结构设置， 是笔者对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路径尝试。检察职能的具体设置由宪法和组织法规定，其终极依据是国民意志对检察机关的功能预期。从社会契约论的精神内涵出发，公权是公民权让渡的结果，但是公权力一旦形成，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公权和民权在很多场域呈对立态势，公权力其民众利益诉求的拒绝回应和直接伤害时有发生，所以必须设置贯彻国民意志的限权机构来制约公权力的运行。我国检察机关就是极其重要的限权机构之一，所以检察权和检察职能诞生之初就意味着“人民性”的坚定立场，检察机关的限权作用是通过法律监督机制来实现的，检察职能也就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展现。我国法